《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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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没有把远处的嘈杂声与主教驾临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是婚礼的尾声。
我们家距离广场很远，在河岸边的芒果林里。我妹妹玛戈特沿着河岸走到码头。人们都兴奋地迎接主教到来，根本顾不上其他的新鲜事儿。有人把家里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领受圣药，女人们拎着火鸡、乳猪和各色食物跑出院子，河对岸还划来了几条装点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踏上小镇的土地就扬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成了轰动的丑闻。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玛戈特才彻底清楚地得知，安赫拉·维卡里奥，那个头一天结婚的漂亮姑娘被退回了娘家，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当时觉得要死的人是我，”我妹妹说，“可任他们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也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明白，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是怎么牵连进这场是非里去的。”人们只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两个哥哥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
我妹妹在回家的路上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回到家，她在餐厅里看见了我母亲。母亲穿着带蓝色花饰的礼拜日礼服，以备主教前来问候。她一边拾掇着餐桌，一边哼着一首讲述隐秘之爱的葡萄牙民谣。我妹妹注意到餐桌前多了一把椅子。
“给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的，”我母亲告诉她，“他们说你邀请他来吃早餐。”
“撤了它吧。”我妹妹说。
然后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可她好像都知道了似的，”妹妹对我说，“和以前一样，刚跟她提起一件事，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已经都清楚了。”那个悲惨的消息对我母亲而言十分棘手。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就是照着我母亲的名字起的，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但她与被退回来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又是血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等女儿讲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好了去教堂悼唁时才披的头巾。我父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他穿着睡衣来到餐厅，惊慌失色地问我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干亲家普拉西达，”她答道，“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她的儿子，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这不公平。”
“咱们和维卡里奥一家的关系与跟她的关系一样近啊。”我父亲说。
“永远要站在死者那一边。”她说。
我的弟弟们纷纷从其他房间走出来。年龄最小的几个感受到悲剧的氛围，哭了起来。母亲平生第一次没去哄他们，也没理会她的丈夫。
“你等等，我去换衣服。”父亲对她说。
而她已经在街上了。我弟弟海梅那时还不到七岁，只有他穿戴整齐了准备去上学。
“你陪她去。”父亲命令道。
海梅跟在她身后跑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好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跟自个儿说着话。”海梅告诉我。“粗野的东西，”她低声自语，“下贱的畜生，永远干不出什么好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牵着孩子的手。“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一群人吵嚷着，就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往广场跑。”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步子，因为有人正命悬一线，直到一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疯狂表示同情：
“别麻烦了，路易萨·圣地亚加，”他跑过她身边时朝她喊，“他们已经把他杀了。”
第二章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来了一个怪人。”下一封信里又写道：“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一句
我们家距离广场很远，在河岸边的芒果林里。我妹妹玛戈特沿着河岸走到码头。人们都兴奋地迎接主教到来，根本顾不上其他的新鲜事儿。有人把家里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领受圣药，女人们拎着火鸡、乳猪和各色食物跑出院子，河对岸还划来了几条装点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踏上小镇的土地就扬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成了轰动的丑闻。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玛戈特才彻底清楚地得知，安赫拉·维卡里奥，那个头一天结婚的漂亮姑娘被退回了娘家，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当时觉得要死的人是我，”我妹妹说，“可任他们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也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明白，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是怎么牵连进这场是非里去的。”人们只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两个哥哥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
我妹妹在回家的路上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回到家，她在餐厅里看见了我母亲。母亲穿着带蓝色花饰的礼拜日礼服，以备主教前来问候。她一边拾掇着餐桌，一边哼着一首讲述隐秘之爱的葡萄牙民谣。我妹妹注意到餐桌前多了一把椅子。
“给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的，”我母亲告诉她，“他们说你邀请他来吃早餐。”
“撤了它吧。”我妹妹说。
然后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可她好像都知道了似的，”妹妹对我说，“和以前一样，刚跟她提起一件事，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已经都清楚了。”那个悲惨的消息对我母亲而言十分棘手。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就是照着我母亲的名字起的，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但她与被退回来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又是血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等女儿讲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好了去教堂悼唁时才披的头巾。我父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他穿着睡衣来到餐厅，惊慌失色地问我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干亲家普拉西达，”她答道，“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她的儿子，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这不公平。”
“咱们和维卡里奥一家的关系与跟她的关系一样近啊。”我父亲说。
“永远要站在死者那一边。”她说。
我的弟弟们纷纷从其他房间走出来。年龄最小的几个感受到悲剧的氛围，哭了起来。母亲平生第一次没去哄他们，也没理会她的丈夫。
“你等等，我去换衣服。”父亲对她说。
而她已经在街上了。我弟弟海梅那时还不到七岁，只有他穿戴整齐了准备去上学。
“你陪她去。”父亲命令道。
海梅跟在她身后跑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好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跟自个儿说着话。”海梅告诉我。“粗野的东西，”她低声自语，“下贱的畜生，永远干不出什么好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牵着孩子的手。“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一群人吵嚷着，就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往广场跑。”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步子，因为有人正命悬一线，直到一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疯狂表示同情：
“别麻烦了，路易萨·圣地亚加，”他跑过她身边时朝她喊，“他们已经把他杀了。”
第二章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来了一个怪人。”下一封信里又写道：“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