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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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就已经胜利了，而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就已经胜利了，而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