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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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王位。说完故事，格老孔向众人发问：如果现在有两枚古格斯的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的手上，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吗？格老孔的结论是：No。因为无论一个人平日里是否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古格斯戒指，他就一定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格老孔的发问固然尖锐，但因为设置的情境和条件太过极端，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哪怕有人想说Yes we can，恐怕也只能到上帝、良心那里去求助，看似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实则无法真正解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相比之下，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试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复，因此也就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复杂条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动机和理由。
比方说，费尔德曼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投钱的意愿明显较高，反之，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回收的钱就相对少一些，这说明天气的阴晴不定会直接导致人们的道德指数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和老板时，公司的整体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此外，级别越高的人越喜欢白拿小甜饼，级别越低的人则越诚实，对此，费尔德曼的解释是因为高层人员总有过度的优越感，而该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则认为高层人员之所能够当上高层人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
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仍不足以解决古格斯戒指的难题，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至少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乐观。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在于，某些“恶小”之事仍然让我们难于抉择。譬如说，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停车场里，你一时不慎将旁边的汽车剐了一条小划痕，停车场没装监视器，四周也没有任何路人经过。这时候，你会留下电话号码，还是若无其事地开车离开？我没有做过任何经验调查，但是我愿意用一块小甜饼做注，留电话的比例一定不会超过87%。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人们的道德勇气往往要比往钱罐子里投上一美元少许多。
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费尔德曼依然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在转行专职卖甜饼之前费尔德曼曾经在自己工作过的公司里做试验，效果非常好，超过95%的人都付了钱。此后的经验也表明，一家几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几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这两个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这个道理和乡村社会的犯罪率要远低于城市犯罪率如出一辙。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成功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2007 年）
节庆、传统与革命
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曾说：“革命就是一种节庆。”此言一点不假，革命与节庆之雷同，除了颠覆日常生活轨道、感官上刺激投入以及集体行动外，就连后果也不出左右：革命造成的问题往往在第二天出现，节庆过后人群散尽的遍地狼藉同样够环卫工人烦恼上好一阵子。
革命与节庆的关联还不止于此。自法国大革命后，革命的胜利者发现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修改节庆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节庆的功能之一是延后而不是推动社会的变化，旧节庆拖的后腿越多，就越是阻挠而不是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与整合，反之，新节庆一旦确立而且深入人心，就会建立并强化新社会的纽带与信仰。因此从长远计，要想在精神层面和生活形式上彻底革故鼎新，节庆就是一个很好的下手对象。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革命政府废除了一周七日的星期制，改用十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时间，使世俗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真正脱钩。无独有偶，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也曾经废除星期天，改行六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同时被废除的还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取而代之的则是象征社会新图景的11月7日与5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旧历节庆活动一股脑全挪到“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凡此种种，均代表了“辞旧迎新”的坚定信心与决心。
节庆节庆，顾名思义是在节日期间举行的各项仪式和庆典。按《美国传统字典》的定义，节日是“习俗或
格老孔的发问固然尖锐，但因为设置的情境和条件太过极端，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哪怕有人想说Yes we can，恐怕也只能到上帝、良心那里去求助，看似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实则无法真正解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相比之下，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试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复，因此也就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复杂条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动机和理由。
比方说，费尔德曼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投钱的意愿明显较高，反之，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回收的钱就相对少一些，这说明天气的阴晴不定会直接导致人们的道德指数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和老板时，公司的整体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此外，级别越高的人越喜欢白拿小甜饼，级别越低的人则越诚实，对此，费尔德曼的解释是因为高层人员总有过度的优越感，而该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则认为高层人员之所能够当上高层人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
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仍不足以解决古格斯戒指的难题，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至少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乐观。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在于，某些“恶小”之事仍然让我们难于抉择。譬如说，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停车场里，你一时不慎将旁边的汽车剐了一条小划痕，停车场没装监视器，四周也没有任何路人经过。这时候，你会留下电话号码，还是若无其事地开车离开？我没有做过任何经验调查，但是我愿意用一块小甜饼做注，留电话的比例一定不会超过87%。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人们的道德勇气往往要比往钱罐子里投上一美元少许多。
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费尔德曼依然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在转行专职卖甜饼之前费尔德曼曾经在自己工作过的公司里做试验，效果非常好，超过95%的人都付了钱。此后的经验也表明，一家几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几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这两个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这个道理和乡村社会的犯罪率要远低于城市犯罪率如出一辙。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成功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2007 年）
节庆、传统与革命
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曾说：“革命就是一种节庆。”此言一点不假，革命与节庆之雷同，除了颠覆日常生活轨道、感官上刺激投入以及集体行动外，就连后果也不出左右：革命造成的问题往往在第二天出现，节庆过后人群散尽的遍地狼藉同样够环卫工人烦恼上好一阵子。
革命与节庆的关联还不止于此。自法国大革命后，革命的胜利者发现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修改节庆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节庆的功能之一是延后而不是推动社会的变化，旧节庆拖的后腿越多，就越是阻挠而不是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与整合，反之，新节庆一旦确立而且深入人心，就会建立并强化新社会的纽带与信仰。因此从长远计，要想在精神层面和生活形式上彻底革故鼎新，节庆就是一个很好的下手对象。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革命政府废除了一周七日的星期制，改用十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时间，使世俗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真正脱钩。无独有偶，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也曾经废除星期天，改行六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同时被废除的还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取而代之的则是象征社会新图景的11月7日与5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旧历节庆活动一股脑全挪到“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凡此种种，均代表了“辞旧迎新”的坚定信心与决心。
节庆节庆，顾名思义是在节日期间举行的各项仪式和庆典。按《美国传统字典》的定义，节日是“习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