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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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道倒车回转，但我没有这么做。这个小镇已经人心惶惶，不需要不明车辆吓得他们魂飞魄散。我开到街角左转，绕远路回我老家，心里天人交战，挣扎着要不要先打电话，最终放弃这个念头。老家已经在三条街外，现在打为时已晚，只会被解读成虚情假意。都过了州界才问方不方便登门造访，未免多此一举。
我妈的大宅邸位于风谷镇南端的富豪区（如果三个街区也能算一区）。她（我以前也是）住在富丽典雅的维多利亚豪宅里，屋顶有个平台，房子四边都有阳台环绕，屋子后边凸出一块阳台，加盖拱形屋顶，供夏天乘凉。屋内有很多小房间，曲折的内部空间令人好奇。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南方——人与人之间需要距离，预防肺结核和流感，避免一触即发的性欲，人人筑起高墙，将黏腻的情感纠葛隔绝在外。多点空间终归是好事。
这栋宅邸位于陡峭的山头。打一挡可以沿着老旧龟裂的车道开上去，将车停在山顶的车廊里，免得淋雨；或者也可以将车子停在山脚，扶着左手边雪茄粗细的栏杆，攀爬六十三级阶楼梯到达山顶。我小时候总爱沿楼梯爬上去，从车道跑下来，自以为栏杆设在左边，是因为我是左撇子，有人想讨我欢心，才故意这样设计。没想到我以前居然这么自以为是，真是不可思议。
我把车子停在山脚，尽量不要打草惊蛇。我挥汗如雨爬上山顶，撩起头发，扇一扇颈背，掀一掀上衣——法国蓝的衬衫，腋下沾到汗渍。套句我妈的话，我闻起来熟透了。
我按下门铃。小时候那声长长的尖锐的猫叫声不见了，变成短短的一声“叮”，很柔和，像朗读录音带要小朋友翻页时的声音。二十一点十五分。这会儿他们大概已经睡了。
“请问是哪一位？”门后传来我妈纤弱的声音。
“嗨，妈，是我，卡蜜儿。”我装出稀松平常的口吻。
“卡蜜儿。”她打开门，站在门口，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也没有张开手臂拥抱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甚至连敷衍一下也没有。“怎么了？”
“没事，妈，没事。只是来出个差。”
“出差。出差？哎呀，你看看我，真是失礼了，乖女儿，快进来快进来吧。家里乱得要死，不好意思见客。”家里完美无瑕，入口大厅两侧摆了数十支花瓶，每一瓶都插满郁金香，空气里花粉浮动，痒得我眼泪直下。我妈当然没问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出差。她很少问任何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她过度重视他人隐私，或者是她根本什么都不重视。至于我偏好哪种说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猜测吧。
“要喝点什么吗，卡蜜儿？亚伦跟我正在喝杏仁酸酒。”她晃了晃手中的杯子。
“我加了一点青柠进去，带出杏仁的甜味。家里还有芒果汁、红酒、甜茶、冰水，还有苏打水。你打算住在哪里？”
“问得正好。我在想能不能借住在这里呢？几天就好。”她迟疑了半晌，粉红色的透明指甲喀喀喀敲着玻璃杯壁。“这样啊，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帮你留份晚餐什么的。来跟亚伦打声招呼吧，我们刚刚在后阳台。”
她留我在门口，自顾自往走廊深处走去，明亮的白色起居室、客厅、书房，在走廊两侧绽放开来。我打量她的背影，这是我们母女这一年来第一次碰面。我换了发色，原本是红色，现在染成了棕色，但她好像没有发现。不过她倒是没怎么变，都快五十岁了，外表看起来却跟我差不多大。亮白的肌肤，金色的长发，淡蓝的眼珠，好像小女孩最宝贝的那只洋娃娃，让人只敢用眼睛看，不敢用手碰。她穿着长长的粉红色棉质长裙，小巧的脚踩着一双白色拖鞋，一边走一边摇晃手中的杏仁酒，一滴酒都没洒出来。
“亚伦，卡蜜儿来了。”她走进后面的厨房（比较小的那间），不见踪影，只听见她敲击冰块盒的声响。
“谁？”
我从墙角觑了他一眼，笑一笑说：“是我，卡蜜儿。不好意思，这么晚来叨扰。”你以为像我妈这样的可人儿，理所当然要嫁给退休的橄榄球明星运动员，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小胡子壮汉旁边。亚伦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比我妈还瘦，颧骨高高耸起、吊梢眼，我每次看到他都想帮他输液；他穿衣风格很夸张，连跟我妈在后阳台小酌都要精心打扮。他坐着，下半身一条白色狩猎裤，两条腿细得像两根筷子，上半身穿着清爽的牛津布白衬衫，肩头披着一件天蓝色线衣。他从不流汗。亚伦跟潮湿绝缘，整个人很干。
“卡蜜儿，你回来做客，是我们的荣幸。”他说起话来拖拖拉拉，语气平板单调。
“居然大老远跑来风谷镇。我还以为你不肯到我们这儿玩呢。”
“我是来工作的。”
“工作啊？”他笑了笑。他最多问到这里就会打住，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妈又出现了，金发披肩，系着淡蓝色的蝴蝶结，像极了《小飞侠》里的温迪。她塞了一杯沁凉的嘶嘶作响的杏仁酒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头，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下来，跟亚伦坐在一起。
“那两个小女孩，安·纳什和娜塔莉·肯尼，”我主动找话题，“报社派我来采访她们的新闻。”
“哦，卡蜜儿。”我妈别开视线，示意我安静。她生气时有个特别的小动作：扯睫毛。有时候真的会被她扯下来。我记得小时候有段日子特别难熬，那几年她连一根睫毛都没有，眼周永远是一圈黏稠的粉红，跟实验室的小白兔一样脆弱，冬天出
我妈的大宅邸位于风谷镇南端的富豪区（如果三个街区也能算一区）。她（我以前也是）住在富丽典雅的维多利亚豪宅里，屋顶有个平台，房子四边都有阳台环绕，屋子后边凸出一块阳台，加盖拱形屋顶，供夏天乘凉。屋内有很多小房间，曲折的内部空间令人好奇。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南方——人与人之间需要距离，预防肺结核和流感，避免一触即发的性欲，人人筑起高墙，将黏腻的情感纠葛隔绝在外。多点空间终归是好事。
这栋宅邸位于陡峭的山头。打一挡可以沿着老旧龟裂的车道开上去，将车停在山顶的车廊里，免得淋雨；或者也可以将车子停在山脚，扶着左手边雪茄粗细的栏杆，攀爬六十三级阶楼梯到达山顶。我小时候总爱沿楼梯爬上去，从车道跑下来，自以为栏杆设在左边，是因为我是左撇子，有人想讨我欢心，才故意这样设计。没想到我以前居然这么自以为是，真是不可思议。
我把车子停在山脚，尽量不要打草惊蛇。我挥汗如雨爬上山顶，撩起头发，扇一扇颈背，掀一掀上衣——法国蓝的衬衫，腋下沾到汗渍。套句我妈的话，我闻起来熟透了。
我按下门铃。小时候那声长长的尖锐的猫叫声不见了，变成短短的一声“叮”，很柔和，像朗读录音带要小朋友翻页时的声音。二十一点十五分。这会儿他们大概已经睡了。
“请问是哪一位？”门后传来我妈纤弱的声音。
“嗨，妈，是我，卡蜜儿。”我装出稀松平常的口吻。
“卡蜜儿。”她打开门，站在门口，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也没有张开手臂拥抱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甚至连敷衍一下也没有。“怎么了？”
“没事，妈，没事。只是来出个差。”
“出差。出差？哎呀，你看看我，真是失礼了，乖女儿，快进来快进来吧。家里乱得要死，不好意思见客。”家里完美无瑕，入口大厅两侧摆了数十支花瓶，每一瓶都插满郁金香，空气里花粉浮动，痒得我眼泪直下。我妈当然没问我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出差。她很少问任何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她过度重视他人隐私，或者是她根本什么都不重视。至于我偏好哪种说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猜测吧。
“要喝点什么吗，卡蜜儿？亚伦跟我正在喝杏仁酸酒。”她晃了晃手中的杯子。
“我加了一点青柠进去，带出杏仁的甜味。家里还有芒果汁、红酒、甜茶、冰水，还有苏打水。你打算住在哪里？”
“问得正好。我在想能不能借住在这里呢？几天就好。”她迟疑了半晌，粉红色的透明指甲喀喀喀敲着玻璃杯壁。“这样啊，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帮你留份晚餐什么的。来跟亚伦打声招呼吧，我们刚刚在后阳台。”
她留我在门口，自顾自往走廊深处走去，明亮的白色起居室、客厅、书房，在走廊两侧绽放开来。我打量她的背影，这是我们母女这一年来第一次碰面。我换了发色，原本是红色，现在染成了棕色，但她好像没有发现。不过她倒是没怎么变，都快五十岁了，外表看起来却跟我差不多大。亮白的肌肤，金色的长发，淡蓝的眼珠，好像小女孩最宝贝的那只洋娃娃，让人只敢用眼睛看，不敢用手碰。她穿着长长的粉红色棉质长裙，小巧的脚踩着一双白色拖鞋，一边走一边摇晃手中的杏仁酒，一滴酒都没洒出来。
“亚伦，卡蜜儿来了。”她走进后面的厨房（比较小的那间），不见踪影，只听见她敲击冰块盒的声响。
“谁？”
我从墙角觑了他一眼，笑一笑说：“是我，卡蜜儿。不好意思，这么晚来叨扰。”你以为像我妈这样的可人儿，理所当然要嫁给退休的橄榄球明星运动员，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小胡子壮汉旁边。亚伦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比我妈还瘦，颧骨高高耸起、吊梢眼，我每次看到他都想帮他输液；他穿衣风格很夸张，连跟我妈在后阳台小酌都要精心打扮。他坐着，下半身一条白色狩猎裤，两条腿细得像两根筷子，上半身穿着清爽的牛津布白衬衫，肩头披着一件天蓝色线衣。他从不流汗。亚伦跟潮湿绝缘，整个人很干。
“卡蜜儿，你回来做客，是我们的荣幸。”他说起话来拖拖拉拉，语气平板单调。
“居然大老远跑来风谷镇。我还以为你不肯到我们这儿玩呢。”
“我是来工作的。”
“工作啊？”他笑了笑。他最多问到这里就会打住，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妈又出现了，金发披肩，系着淡蓝色的蝴蝶结，像极了《小飞侠》里的温迪。她塞了一杯沁凉的嘶嘶作响的杏仁酒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头，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下来，跟亚伦坐在一起。
“那两个小女孩，安·纳什和娜塔莉·肯尼，”我主动找话题，“报社派我来采访她们的新闻。”
“哦，卡蜜儿。”我妈别开视线，示意我安静。她生气时有个特别的小动作：扯睫毛。有时候真的会被她扯下来。我记得小时候有段日子特别难熬，那几年她连一根睫毛都没有，眼周永远是一圈黏稠的粉红，跟实验室的小白兔一样脆弱，冬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