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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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原先只能从后窗看见我们这一家的前后院，可是我们的前院本来就生着竹子，早晚一片死绿而已；后院并没有阵象，所以也不会看出太大的不同来。右边远处坐北朝南的六家和我们之间又隔了三户，还是个背对之势，谁会注意到我们这前院里的不同呢？这个阵，要从正对面茶园那方位看过来才是十足障眼，人家还以为我们这一户全都荒了。别说人，连老鼠也不会来住的。”
“那不是更惹眼吗？”我叹口气，道，“还有，万一我们的左邻右舍闲来没事跑到茶园里往西一张望，发现我们这一户的外貌变了，不是很奇怪吗？”
孙小六想了想，搔两下后脑勺，嗫声道：“应该不会罢？”
“为什么不会？”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
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孙小六第一次反驳我的意见。日后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笃定地相信，这世界是由彼此完全不能相互关心的人不小心组织起来的。我可以大胆地推测：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极可能是因为从小一直被陌生人捉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去囚起来学手艺的缘故。这种生活上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经历逐渐使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恒常且深刻的关系，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好奇和关注—当他说出“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是叫这十七岁的少年给震慑住了—因为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稀松平常，且如此吻合像我这样一只老鼠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和结论。
孙小六似乎并不能体会他的话对我有多么大的冲击，他关心的是现实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有存心想找到我们的人才会注意这屋子的模样。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摆了个地遁阵，就不会来查探什么；如果他们明知道这里有个阵，就更不会突然闯进来下杀手—”
“为什么？”
“就因为张哥你说的，它太惹眼了。”孙小六双臂环胸，十分自负地说下去，“这是‘纱布爷爷’最厉害的一个阵法。那些想要来抓我们的人如果看出这阵来，一定不敢硬干—因为来硬的会惊动我们的邻居；他们只能想办法去调一两个懂得布阵的高手来拆阵脚，这样我们就可以耗很久，张哥你就可以安心写论文了。”
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
“那不是更惹眼吗？”我叹口气，道，“还有，万一我们的左邻右舍闲来没事跑到茶园里往西一张望，发现我们这一户的外貌变了，不是很奇怪吗？”
孙小六想了想，搔两下后脑勺，嗫声道：“应该不会罢？”
“为什么不会？”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
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孙小六第一次反驳我的意见。日后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笃定地相信，这世界是由彼此完全不能相互关心的人不小心组织起来的。我可以大胆地推测：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极可能是因为从小一直被陌生人捉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去囚起来学手艺的缘故。这种生活上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经历逐渐使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恒常且深刻的关系，甚至也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好奇和关注—当他说出“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自己的邻居吗？”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是叫这十七岁的少年给震慑住了—因为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稀松平常，且如此吻合像我这样一只老鼠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和结论。
孙小六似乎并不能体会他的话对我有多么大的冲击，他关心的是现实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只有存心想找到我们的人才会注意这屋子的模样。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摆了个地遁阵，就不会来查探什么；如果他们明知道这里有个阵，就更不会突然闯进来下杀手—”
“为什么？”
“就因为张哥你说的，它太惹眼了。”孙小六双臂环胸，十分自负地说下去，“这是‘纱布爷爷’最厉害的一个阵法。那些想要来抓我们的人如果看出这阵来，一定不敢硬干—因为来硬的会惊动我们的邻居；他们只能想办法去调一两个懂得布阵的高手来拆阵脚，这样我们就可以耗很久，张哥你就可以安心写论文了。”
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