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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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士”之法中，又兼含“达吏”之意；除经明行修之儒生外，文吏亦可以由此科而得举。东汉察举行“试职”、“累功”之法，一度便有“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之事。东汉顺帝时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孝廉科儒生、文吏兼收并纳之意，判然可见。对之，后面还将有专门讨论。
总之，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使察举制因而成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汉家政治兼重文吏儒生，选官制度也就将适应于这一情况。
三、“四科”之考析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汉代察举的分类取人标准。
对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史家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强调汉家以孝治天下，选官重德行，选官以孝子廉吏为先。就是汉人自己，也经常地申明着这一观念。今之学人或称，东汉选举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就成了选举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凭藉；失掉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诚然，汉代选官之“以德取人”，是其重大特点；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从理论上说，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政府，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即使在东汉，道德评价也决非察举的“唯一凭藉”。
另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所谓“四科”看成是汉代察举的标准。在叙述“四科”之时，被引用的一般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汉官仪》：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记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与此内容略同，当为一制之重申。劳榦认为，上述诏书中之“四科”，“当然是指选察孝廉的标准说明”(3)。安作璋、黄留珠也认为“四科”是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4)
我以为，把“四科”作为汉代孝廉科以至整个察举的标准，这种意见大致说来还是可以成立的；但这是在某种“引申”的意义上来说的。严格地说，上面的世祖光武帝诏书中所言之“四科”，并不是察举的标准，而是为征辟而发的。在运用史料时，首先应弄清史料的本来含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引申与发挥。
上引之“世祖诏”，先叙“四科”，又叙察举，因此确实容易造成“四科”即是察举标准的错觉。但细绎其行文语意却不难发现，所谓“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是说西汉丞相之辟召，原以“四科”为据，所以叙过“四科”，便称“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章帝建初八年诏，即作“诏书辟士四科”。东汉时丞相制已变为三公制。这里是说东汉三公应依西汉丞相之“四科”故事辟召僚属。而“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以下，乃是叙过辟召又叙察举，已进入另一问题了。一个“及”字，正见文意之转折。“辟召”在汉代有特定含义，专就府主征辟府属而言，与察举决不相混。“世祖诏”是要求三公依西汉“丞相故事”而“审四科辟召”，同时州郡察举亦须“务尽实核”、“授试以职”，二者并非一事。故这一诏书所叙之“四科”，并不能直接视为察举标准。
所谓“四科取士”的“丞相故事”，可以在卫宏的《汉旧仪》之中找到：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以为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有丈尺之度不可欺以长短，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这就是西汉丞相“辟士”之“四科”。方北辰业已指出，这一“四科”是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的标准，这是很准确的。(5)《汉旧仪》中的西曹南阁祭酒、议曹、四辞八奏、贼曹决曹等，都是丞相属官。
对于“四科”始行之时间，劳榦以为始于元帝元光以后；安作璋推测为始行丞相制之时，但又疑始于东汉。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如依安前说，则“四科”始于高帝，似嫌太早。方北辰据《汉旧仪》上述引文，认为“四科”始于武帝元狩六年。但今本《汉旧仪》系清人辑自《永乐大典》，辗转相抄，各条材料非必按时间排列。“以为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以下，是否可以直承上文“武帝元狩六年”，或可质疑。这里补充两条旁证，以证方说可据。《北堂书钞》卷六九：
德妙第一，乃补祭酒。胡伯始《汉官仪》云：武帝丞相设四科以辟之，德妙为第一科，乃补南阁祭酒。
又《通典》卷十三《选举
总之，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使察举制因而成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汉家政治兼重文吏儒生，选官制度也就将适应于这一情况。
三、“四科”之考析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汉代察举的分类取人标准。
对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史家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强调汉家以孝治天下，选官重德行，选官以孝子廉吏为先。就是汉人自己，也经常地申明着这一观念。今之学人或称，东汉选举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就成了选举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凭藉；失掉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诚然，汉代选官之“以德取人”，是其重大特点；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从理论上说，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政府，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即使在东汉，道德评价也决非察举的“唯一凭藉”。
另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所谓“四科”看成是汉代察举的标准。在叙述“四科”之时，被引用的一般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汉官仪》：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记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与此内容略同，当为一制之重申。劳榦认为，上述诏书中之“四科”，“当然是指选察孝廉的标准说明”(3)。安作璋、黄留珠也认为“四科”是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4)
我以为，把“四科”作为汉代孝廉科以至整个察举的标准，这种意见大致说来还是可以成立的；但这是在某种“引申”的意义上来说的。严格地说，上面的世祖光武帝诏书中所言之“四科”，并不是察举的标准，而是为征辟而发的。在运用史料时，首先应弄清史料的本来含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引申与发挥。
上引之“世祖诏”，先叙“四科”，又叙察举，因此确实容易造成“四科”即是察举标准的错觉。但细绎其行文语意却不难发现，所谓“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是说西汉丞相之辟召，原以“四科”为据，所以叙过“四科”，便称“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章帝建初八年诏，即作“诏书辟士四科”。东汉时丞相制已变为三公制。这里是说东汉三公应依西汉丞相之“四科”故事辟召僚属。而“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以下，乃是叙过辟召又叙察举，已进入另一问题了。一个“及”字，正见文意之转折。“辟召”在汉代有特定含义，专就府主征辟府属而言，与察举决不相混。“世祖诏”是要求三公依西汉“丞相故事”而“审四科辟召”，同时州郡察举亦须“务尽实核”、“授试以职”，二者并非一事。故这一诏书所叙之“四科”，并不能直接视为察举标准。
所谓“四科取士”的“丞相故事”，可以在卫宏的《汉旧仪》之中找到：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以为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有丈尺之度不可欺以长短，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这就是西汉丞相“辟士”之“四科”。方北辰业已指出，这一“四科”是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的标准，这是很准确的。(5)《汉旧仪》中的西曹南阁祭酒、议曹、四辞八奏、贼曹决曹等，都是丞相属官。
对于“四科”始行之时间，劳榦以为始于元帝元光以后；安作璋推测为始行丞相制之时，但又疑始于东汉。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如依安前说，则“四科”始于高帝，似嫌太早。方北辰据《汉旧仪》上述引文，认为“四科”始于武帝元狩六年。但今本《汉旧仪》系清人辑自《永乐大典》，辗转相抄，各条材料非必按时间排列。“以为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以下，是否可以直承上文“武帝元狩六年”，或可质疑。这里补充两条旁证，以证方说可据。《北堂书钞》卷六九：
德妙第一，乃补祭酒。胡伯始《汉官仪》云：武帝丞相设四科以辟之，德妙为第一科，乃补南阁祭酒。
又《通典》卷十三《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