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孤独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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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眼，说：“别唱了，太丢人了。”
“这儿又没别人。”母亲说。
“谁说的，看那儿！”
马蒂指了指河对岸，有一家人刚刚在那儿坐下。他们家那群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一条矮小的混种犬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
当时正值中午，烈日当空。马蒂和我脱下T恤，躺在桌布上。丽兹拿着写生本，她没在画画，只是在上面一遍遍涂画着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才最美，所以经常在纸、桌子、文件夹和餐巾上签名。丽兹，丽兹，丽兹。
我们的父母起身去散步，相互依偎着消失在远处，草地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地上被阳光烤得发烫。马蒂和丽兹玩起了纸牌，我一边在吉他上瞎拨弄，一边打量着河对岸那家人。对面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夹杂着几声狗叫。那个男孩扔出去一根短棍，那条混种犬马上就跑出去把它叼了回来。后来，男孩厌倦了这个游戏，就把短棍藏在了桌布底下。那条狗却还想玩，于是不停地在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穿梭，后来又往河下游跑去。河畔的灌木丛绊住了一根较为粗大的树枝。那条狗想用嘴把它叼起来，却没能成功。那个地方水流湍急，只有我注意到了这一幕，看得汗毛都快竖起来了。
那条小狗拽着树枝，离河岸越来越近。我刚想提醒对岸那家人，就听见一阵汪汪的叫唤。河岸那一处发生了坍塌，将小狗也带进了水里，它用前爪和牙齿紧紧地抓住树枝。它哀鸣着，挣扎着想要爬上河岸，但激流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它的哀鸣声越来越远。
“哦，我的天哪！”丽兹说。
“它死定了。”马蒂说。他的语气如此肯定，好像他就是主宰这一幕的法官。
对岸那家人朝小狗跑去。他们刚跑到跟前，河水已经将树枝冲离了灌木丛，裹挟着那条小狗朝下游而去。
小狗在水面扑腾了一会儿，便消失了。就在对面的孩子急得连哭带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姐姐。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没能忘记。
夜里躺在床上，我依然能够听见小狗的哀鸣。丽兹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马蒂也几乎没怎么说话。最奇怪的是，这次惨剧发生时，父母竟然不在我们身边。当然，他们回来后也试着安慰我们，但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在河边目睹的事情确实令我们三个颇为震撼。
那天半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对面那家人无忧无虑的快乐瞬间被终结的一幕始终令我难以释怀。我又想到了埃里克伯伯，想到曾经有人告诉我们，他是“遇难”而死的。此前的我一直生活在家人的悉心呵护下，但显然存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和暗涌，能将这一切毁于一旦。有些家庭会得到命运的宠爱，另一些家庭却只能面对不幸。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家庭是否也会如此。
在路口（1983—1984）
三年半之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跟父母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天色将晚，我独自站在儿童房的窗边，其他人则在客厅里装饰打扮。与往年一样，一切就绪后，他们才会把我叫过去。到底还要等多久呢？我听见哥哥在外头发牢骚，妈妈则用清脆的笑声安抚他。我还听见姐姐和爸爸在商量该铺哪块桌布。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目光投向内院。光秃秃的树、秋千，还有树屋，一派冬日的景象。这几年，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心爱的小院依然保持原貌。
有人敲门。父亲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海蓝色的羊毛衫，嘴里叼着烟斗。那会儿他已经将近四十了。额前的黑发日渐稀疏，年轻的笑容也不复存在。他到底怎么了？就在几年前，他还是那般自信开朗，而现在，他的脸上总是一副压抑的表情。
他和母亲很少一起做什么，他经常出门拍照，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从不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就连跟小伙伴们玩耍时，我也总能感觉到背后他那闷闷不乐的眼神。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比如，妈妈开车（“开太快了，莱娜，你想害死我们啊！”），我和往常一样在贝迪拉克走独木桥过河（“尤勒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你要是跌下去，肯定会摔断脖子！”），或是丽兹跟同学一起去听演唱会（“不许去，谁知道那儿都是些什么人！”）。要是父亲写一本行动指南，书名大概得叫“算了吧”！
只有在公园里跟朋友踢球的时候，他才会放松下来。他在场上带球，总能让对方球员扑个空，我站在场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年轻时在法国的俱乐部踢过，直到现在，他的空间感依然十分出色，总能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在正确的时刻跑入空当。他就像是唯一一个懂球的人。
父亲走到窗前，站在我身旁。他身上散发着烟草味和刺鼻的、湿漉漉的须后水的味道。“你期待过节吗，尤勒斯？”
见我点头，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前，他晚上下班后，我们经常在施瓦宾格区[5]散步。那儿还保留着古老的街角酒馆、路旁咖啡店、脏兮兮的黄色电话亭和出售巧克力、羊毛袜以及我的最爱月球地产证的杂货铺。整个区就像一个庞大的村庄，时光流经此地，也会放慢脚步。有时候，我们会在公园里吃个冰激凌，父亲会跟我讲他年轻时为了赚钱上学和学习英语在南安普敦港打工的故事，还有他的兄弟埃里克小时候的各种胡作非为。这些故事都是我的最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我们最后一次散步时
“这儿又没别人。”母亲说。
“谁说的，看那儿！”
马蒂指了指河对岸，有一家人刚刚在那儿坐下。他们家那群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一条矮小的混种犬在他们之间跑来跑去。
当时正值中午，烈日当空。马蒂和我脱下T恤，躺在桌布上。丽兹拿着写生本，她没在画画，只是在上面一遍遍涂画着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才最美，所以经常在纸、桌子、文件夹和餐巾上签名。丽兹，丽兹，丽兹。
我们的父母起身去散步，相互依偎着消失在远处，草地上只剩下我们三个。地上被阳光烤得发烫。马蒂和丽兹玩起了纸牌，我一边在吉他上瞎拨弄，一边打量着河对岸那家人。对面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夹杂着几声狗叫。那个男孩扔出去一根短棍，那条混种犬马上就跑出去把它叼了回来。后来，男孩厌倦了这个游戏，就把短棍藏在了桌布底下。那条狗却还想玩，于是不停地在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穿梭，后来又往河下游跑去。河畔的灌木丛绊住了一根较为粗大的树枝。那条狗想用嘴把它叼起来，却没能成功。那个地方水流湍急，只有我注意到了这一幕，看得汗毛都快竖起来了。
那条小狗拽着树枝，离河岸越来越近。我刚想提醒对岸那家人，就听见一阵汪汪的叫唤。河岸那一处发生了坍塌，将小狗也带进了水里，它用前爪和牙齿紧紧地抓住树枝。它哀鸣着，挣扎着想要爬上河岸，但激流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它的哀鸣声越来越远。
“哦，我的天哪！”丽兹说。
“它死定了。”马蒂说。他的语气如此肯定，好像他就是主宰这一幕的法官。
对岸那家人朝小狗跑去。他们刚跑到跟前，河水已经将树枝冲离了灌木丛，裹挟着那条小狗朝下游而去。
小狗在水面扑腾了一会儿，便消失了。就在对面的孩子急得连哭带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姐姐。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没能忘记。
夜里躺在床上，我依然能够听见小狗的哀鸣。丽兹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马蒂也几乎没怎么说话。最奇怪的是，这次惨剧发生时，父母竟然不在我们身边。当然，他们回来后也试着安慰我们，但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在河边目睹的事情确实令我们三个颇为震撼。
那天半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对面那家人无忧无虑的快乐瞬间被终结的一幕始终令我难以释怀。我又想到了埃里克伯伯，想到曾经有人告诉我们，他是“遇难”而死的。此前的我一直生活在家人的悉心呵护下，但显然存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和暗涌，能将这一切毁于一旦。有些家庭会得到命运的宠爱，另一些家庭却只能面对不幸。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的家庭是否也会如此。
在路口（1983—1984）
三年半之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跟父母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天色将晚，我独自站在儿童房的窗边，其他人则在客厅里装饰打扮。与往年一样，一切就绪后，他们才会把我叫过去。到底还要等多久呢？我听见哥哥在外头发牢骚，妈妈则用清脆的笑声安抚他。我还听见姐姐和爸爸在商量该铺哪块桌布。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把目光投向内院。光秃秃的树、秋千，还有树屋，一派冬日的景象。这几年，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心爱的小院依然保持原貌。
有人敲门。父亲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海蓝色的羊毛衫，嘴里叼着烟斗。那会儿他已经将近四十了。额前的黑发日渐稀疏，年轻的笑容也不复存在。他到底怎么了？就在几年前，他还是那般自信开朗，而现在，他的脸上总是一副压抑的表情。
他和母亲很少一起做什么，他经常出门拍照，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从不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就连跟小伙伴们玩耍时，我也总能感觉到背后他那闷闷不乐的眼神。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比如，妈妈开车（“开太快了，莱娜，你想害死我们啊！”），我和往常一样在贝迪拉克走独木桥过河（“尤勒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你要是跌下去，肯定会摔断脖子！”），或是丽兹跟同学一起去听演唱会（“不许去，谁知道那儿都是些什么人！”）。要是父亲写一本行动指南，书名大概得叫“算了吧”！
只有在公园里跟朋友踢球的时候，他才会放松下来。他在场上带球，总能让对方球员扑个空，我站在场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年轻时在法国的俱乐部踢过，直到现在，他的空间感依然十分出色，总能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在正确的时刻跑入空当。他就像是唯一一个懂球的人。
父亲走到窗前，站在我身旁。他身上散发着烟草味和刺鼻的、湿漉漉的须后水的味道。“你期待过节吗，尤勒斯？”
见我点头，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前，他晚上下班后，我们经常在施瓦宾格区[5]散步。那儿还保留着古老的街角酒馆、路旁咖啡店、脏兮兮的黄色电话亭和出售巧克力、羊毛袜以及我的最爱月球地产证的杂货铺。整个区就像一个庞大的村庄，时光流经此地，也会放慢脚步。有时候，我们会在公园里吃个冰激凌，父亲会跟我讲他年轻时为了赚钱上学和学习英语在南安普敦港打工的故事，还有他的兄弟埃里克小时候的各种胡作非为。这些故事都是我的最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我们最后一次散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