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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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安稳但时间固定、收入有限的国企工作，一边在家照顾孩子，一边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
而车祸案发生前三天，刘三青夫妇正在为一笔六万元的治疗费用发愁。刘三青借遍身边所有人也只凑到一万元，有人看到他像丢了魂一样在街上游荡。
缺钱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算疑点，对一名禁毒警察而言也不算什么，但对一个与毒品一同失踪的禁毒警察来说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南安警方开始怀疑刘三青。他们撤回了“因公殉职”的结论，暂停了对其遗孀和子女的照顾政策，并开始与武平市公安机关共同调查刘三青及那批毒品的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疑点也越来越多。除了刘三青案发前缺钱，武平警方还提供线索称，持有那批毒品的人绰号“长顺”，打电话的口音中带有南安地区腔调。关键是此人对警方侦办毒品案件的过程十分熟稔，甚至了解很多公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程序、人名和地点。
南安警方随即调查了刘三青妻子王芸的银行账户，发现近期曾有几笔来源不明的款项转入。对此，王芸称当时正值南安市局发放刘三青的抚恤金和家属生活费的档口，她误以为那几笔钱属于抚恤金的某一部分，而且整日忙于照顾儿子，便没有顾及钱的来源。毕竟公安局已经下发了丈夫“因公殉职”的通知，她也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听起来就不可能的事情。
刘三青妻子的说法没有问题，警方只好继续从武平出现的海洛因上想办法。
5
毒贩“长顺”此前从未进入过警方视野，甚至武平当地道友圈里也都不知道这个名字。“长顺”似乎是突然出现在武平毒品圈里的，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如何打入当地的道友圈。但确如其他涉毒人员所说，毒贩“长顺”经验丰富，警惕性和反侦查能力也极强。没人见过“长顺”本人，他独来独往，每次交易都通过公用电话进行。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二年，武平警方组织过几次针对“长顺”的抓捕，但都以失败告终。
抓捕行动失败并不罕见，每个警察在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多次劳而无获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每次抓捕“长顺”的行动都在最后关头失败，要么是布控时间或地点出错，要么是行动被“长顺”发觉使其放弃交易。甚至在二〇〇二年六月的一次行动中，稍事装扮的“长顺”在交易现场与武平警方擦肩而过，拿到了警方用来引他上钩的“毒资”，最后警方却只抓到了原本便是自家“特情”的买家。
这一状况令武平警方十分恼火，尤其是在获知刘三青身份后，两地警方还发生过几次冲突。武平警方怀疑刘三青在南安工作期间与一些民警建立了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将行动屡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南安警方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并上报了省厅，之后在南安市地面上开展的行动也有意避开南安警方。
而南安警方本就对刘三青一事十分敏感，对方把一些原本应该私下沟通的事情摆到桌面上讲，相当于不停打自家脸。发生几次武平警察未打招呼便直接来南安抓人的事情后，两地警方开始针锋相对，甚至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其实，两年来南安警方一直在监控刘三青妻子的银行账户，其间依旧有人往账户中打款。警方核实打款人身份，发现都是与刘三青一家毫无关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信息因各种原因遗失或被冒用，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过任何交易往来。
警方既愤怒又疑惑，愤怒于嫌疑人的狡猾，而疑惑于他的行为。按理说，如果真正的打款人是刘三青，过去的警察生涯不会不告诉他这是一种暴露身份的犯傻行为，但如果不是刘三青，又为什么要屡次给他的妻子汇款？
针对刘三青和“长顺”的调查一直在进行，警方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长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不是刘三青。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第二章
1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古建国得到线报称毒贩“长顺”在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附近出现，便带徒弟陈梦龙和陈梦龙同班民警胡一楠去了现场。
“长顺”出现的汽车运输公司位于南安市山城区的桥北地区。之所以叫“桥北”，是因为南罗河穿境而过流经南山水库，在距离水库三公里远的地方建有一座南湾大桥，大桥以南属于武平市常平区，以北属于南安市山城区。
新中国成立后，桥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一直是南安市工业基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最为热闹，南安的五家棉纺厂、两家机床厂、三家化工厂和一家钢铁厂都坐落在那里。工厂建立了大量家属区，一度让桥北地区成为南安市最繁华的地带。
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全国范围内不断掀起国企改革的浪潮，过去倚靠政策过活的南安企业相继迎来了破产改制。棉纺厂和化工厂全部倒闭，机床一厂破产，二厂搬迁，钢铁厂被兼并，主要生产区迁往沿海某市。企业破产改制后留下了大量的原生活区，失业工人们丢掉铁饭碗后只能另谋生路，摆摊、出夜市、拉零活，桥北逐渐变得纷乱复杂。
到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曾经繁华一时的桥北地区彻底沦为南安有名的“棚户区”。缺少收入来源的居民把原国企分配的家属区住宅改为出租房牟利，平均租金价格只有南安市区的一半左右，因而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住。人员的复
而车祸案发生前三天，刘三青夫妇正在为一笔六万元的治疗费用发愁。刘三青借遍身边所有人也只凑到一万元，有人看到他像丢了魂一样在街上游荡。
缺钱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算疑点，对一名禁毒警察而言也不算什么，但对一个与毒品一同失踪的禁毒警察来说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南安警方开始怀疑刘三青。他们撤回了“因公殉职”的结论，暂停了对其遗孀和子女的照顾政策，并开始与武平市公安机关共同调查刘三青及那批毒品的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疑点也越来越多。除了刘三青案发前缺钱，武平警方还提供线索称，持有那批毒品的人绰号“长顺”，打电话的口音中带有南安地区腔调。关键是此人对警方侦办毒品案件的过程十分熟稔，甚至了解很多公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程序、人名和地点。
南安警方随即调查了刘三青妻子王芸的银行账户，发现近期曾有几笔来源不明的款项转入。对此，王芸称当时正值南安市局发放刘三青的抚恤金和家属生活费的档口，她误以为那几笔钱属于抚恤金的某一部分，而且整日忙于照顾儿子，便没有顾及钱的来源。毕竟公安局已经下发了丈夫“因公殉职”的通知，她也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听起来就不可能的事情。
刘三青妻子的说法没有问题，警方只好继续从武平出现的海洛因上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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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长顺”此前从未进入过警方视野，甚至武平当地道友圈里也都不知道这个名字。“长顺”似乎是突然出现在武平毒品圈里的，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如何打入当地的道友圈。但确如其他涉毒人员所说，毒贩“长顺”经验丰富，警惕性和反侦查能力也极强。没人见过“长顺”本人，他独来独往，每次交易都通过公用电话进行。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二年，武平警方组织过几次针对“长顺”的抓捕，但都以失败告终。
抓捕行动失败并不罕见，每个警察在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多次劳而无获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每次抓捕“长顺”的行动都在最后关头失败，要么是布控时间或地点出错，要么是行动被“长顺”发觉使其放弃交易。甚至在二〇〇二年六月的一次行动中，稍事装扮的“长顺”在交易现场与武平警方擦肩而过，拿到了警方用来引他上钩的“毒资”，最后警方却只抓到了原本便是自家“特情”的买家。
这一状况令武平警方十分恼火，尤其是在获知刘三青身份后，两地警方还发生过几次冲突。武平警方怀疑刘三青在南安工作期间与一些民警建立了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将行动屡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南安警方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并上报了省厅，之后在南安市地面上开展的行动也有意避开南安警方。
而南安警方本就对刘三青一事十分敏感，对方把一些原本应该私下沟通的事情摆到桌面上讲，相当于不停打自家脸。发生几次武平警察未打招呼便直接来南安抓人的事情后，两地警方开始针锋相对，甚至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其实，两年来南安警方一直在监控刘三青妻子的银行账户，其间依旧有人往账户中打款。警方核实打款人身份，发现都是与刘三青一家毫无关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信息因各种原因遗失或被冒用，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过任何交易往来。
警方既愤怒又疑惑，愤怒于嫌疑人的狡猾，而疑惑于他的行为。按理说，如果真正的打款人是刘三青，过去的警察生涯不会不告诉他这是一种暴露身份的犯傻行为，但如果不是刘三青，又为什么要屡次给他的妻子汇款？
针对刘三青和“长顺”的调查一直在进行，警方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长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不是刘三青。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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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古建国得到线报称毒贩“长顺”在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附近出现，便带徒弟陈梦龙和陈梦龙同班民警胡一楠去了现场。
“长顺”出现的汽车运输公司位于南安市山城区的桥北地区。之所以叫“桥北”，是因为南罗河穿境而过流经南山水库，在距离水库三公里远的地方建有一座南湾大桥，大桥以南属于武平市常平区，以北属于南安市山城区。
新中国成立后，桥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一直是南安市工业基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最为热闹，南安的五家棉纺厂、两家机床厂、三家化工厂和一家钢铁厂都坐落在那里。工厂建立了大量家属区，一度让桥北地区成为南安市最繁华的地带。
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全国范围内不断掀起国企改革的浪潮，过去倚靠政策过活的南安企业相继迎来了破产改制。棉纺厂和化工厂全部倒闭，机床一厂破产，二厂搬迁，钢铁厂被兼并，主要生产区迁往沿海某市。企业破产改制后留下了大量的原生活区，失业工人们丢掉铁饭碗后只能另谋生路，摆摊、出夜市、拉零活，桥北逐渐变得纷乱复杂。
到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曾经繁华一时的桥北地区彻底沦为南安有名的“棚户区”。缺少收入来源的居民把原国企分配的家属区住宅改为出租房牟利，平均租金价格只有南安市区的一半左右，因而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住。人员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