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凛冬》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