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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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为自己的同胞做最客观的见证。他希望拍下整个时代的脸孔，让后人看到真正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灵。这些照片使桑德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家。
时代脸孔的留影者
1964年因中风去世的桑德，不只在视觉表现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印记，几乎所有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会提到他，就连通俗如“读者文摘公司”所出版的书籍亦不例外。
在《20世纪世界大事》一书中，“1929年至1939年：艺术与文学”一章中这样提到桑德：
奥古斯特·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的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绘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开始时，他拍的是故乡威斯特沃的农民，最后他拍摄的对象广及农村和城市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也是德国典型人物的剪影。
由于他卓有成就，纳粹党人大感不满。他们梦想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桑德清澄雪亮的观点，和这个梦想格格不入。1943年，他们把桑德的《时代的脸孔》一书销毁。幸好有许多底片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当时那一段历史的记录，否则这段历史就要永远消失了。
桑德是唯一被视为改变我们生活大事的摄影家，他在历史经纬中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和他完全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
这位照相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像，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脸孔。
矿工家庭里的幸运儿子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边的一个矿村中，是九个兄弟中最矮小的一位，父亲是一位颇有绘画天分的矿场木匠。虽然桑德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一些素描基础，而家人也极希望他会有较好的出路，但是迫于生计，桑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矿坑工作，差点埋没在不见天日的洞窟中。
幸好，他被矿场工头选中，做一位风景摄影家的助手。这位摄影家让他从30cm×40cm的大相机镜头观看，这一看决定了他的一辈子，从此就不曾离开过照相机了。
桑德的家人纵容他学习摄影，一位富有的叔叔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小尺寸的相机——13cm×18cm。父亲甚至在谷仓边搭了一间暗房给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他特别上进，所有事都靠勤奋自学，即使是应召入伍时也没阻碍他成为摄影师的努力。在行伍生涯中，他一有空就替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去给家人看。退伍之后，桑德开始在国内旅行做商业摄影师，并且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以拓展工作机会，同时还在德累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20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茨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
二十六岁时，桑德回到德国娶妻生子，决定在故乡创业。但是老家的暗房已被弟弟们改成了洗衣间，早期的底片都被毁掉了，他不得不又回到林茨，开始拍摄油画式的人像照片糊口，赚了很多钱。
桑德在异乡发迹，但很快就因投资错误而背了一身的债务，情急之下回到德国避债。当时他已三十四岁，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炉灶。他在科隆又开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常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
人类的家谱
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沃这个乡村作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
从小我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T610603.jpg"/>
No.1 年轻的庄稼汉，1914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T610440.jpg"/>
No.2 夺取锦标归，1927
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特质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化的类型。
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缘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各种各样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儿，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
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含义。
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强化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达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
时代脸孔的留影者
1964年因中风去世的桑德，不只在视觉表现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印记，几乎所有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会提到他，就连通俗如“读者文摘公司”所出版的书籍亦不例外。
在《20世纪世界大事》一书中，“1929年至1939年：艺术与文学”一章中这样提到桑德：
奥古斯特·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的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绘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开始时，他拍的是故乡威斯特沃的农民，最后他拍摄的对象广及农村和城市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也是德国典型人物的剪影。
由于他卓有成就，纳粹党人大感不满。他们梦想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桑德清澄雪亮的观点，和这个梦想格格不入。1943年，他们把桑德的《时代的脸孔》一书销毁。幸好有许多底片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当时那一段历史的记录，否则这段历史就要永远消失了。
桑德是唯一被视为改变我们生活大事的摄影家，他在历史经纬中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和他完全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
这位照相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像，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脸孔。
矿工家庭里的幸运儿子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边的一个矿村中，是九个兄弟中最矮小的一位，父亲是一位颇有绘画天分的矿场木匠。虽然桑德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一些素描基础，而家人也极希望他会有较好的出路，但是迫于生计，桑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矿坑工作，差点埋没在不见天日的洞窟中。
幸好，他被矿场工头选中，做一位风景摄影家的助手。这位摄影家让他从30cm×40cm的大相机镜头观看，这一看决定了他的一辈子，从此就不曾离开过照相机了。
桑德的家人纵容他学习摄影，一位富有的叔叔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小尺寸的相机——13cm×18cm。父亲甚至在谷仓边搭了一间暗房给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他特别上进，所有事都靠勤奋自学，即使是应召入伍时也没阻碍他成为摄影师的努力。在行伍生涯中，他一有空就替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去给家人看。退伍之后，桑德开始在国内旅行做商业摄影师，并且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以拓展工作机会，同时还在德累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20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茨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
二十六岁时，桑德回到德国娶妻生子，决定在故乡创业。但是老家的暗房已被弟弟们改成了洗衣间，早期的底片都被毁掉了，他不得不又回到林茨，开始拍摄油画式的人像照片糊口，赚了很多钱。
桑德在异乡发迹，但很快就因投资错误而背了一身的债务，情急之下回到德国避债。当时他已三十四岁，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炉灶。他在科隆又开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常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
人类的家谱
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沃这个乡村作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
从小我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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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年轻的庄稼汉，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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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夺取锦标归，1927
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特质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化的类型。
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缘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各种各样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儿，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
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含义。
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强化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达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