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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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王国与秩序，这个才有看头啊。”
罗素的摇摆不定看似与姜文的跳来跳去并无二致，但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姜文是一个电影筑梦师，而罗素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批判者。对于姜文，人们可以要求他在电影世界中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可是罗素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这样的狂热迷信之徒，因为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下面，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
1950年，78岁的罗素因“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形容罗素“既是一个怀疑论者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个判断可谓一针见血，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不消说，罗素这样的人越多，建设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罗素虽然缺乏为任何信仰献身的死亡意志，但却有捍卫个体尊严的匹夫之勇：“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决不能罢手不干的。”
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素所真正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也正是这一点，让跳来跳去的罗素与所有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都划清了界限。
（2010 年）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有朋友去印度开会，回来谈观感，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哲学家”很多，喜谈精神性，连政治家都愿意附庸风雅，而且个个能说会道。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学者多半说不娴熟的英语，印度学者则说娴熟而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不过，印度人虽然普遍使用英语，除了民主政治外，一般生活方式上西方化的程度却比中国低，比如麦当劳很少，圣诞节也没中国热闹。朋友说，印度人似乎比较快乐，乞丐要钱总是笑眯眯的，即使要不到钱也不改脸色。
最后这点让我尤其感兴趣，印度乞丐总是笑眯眯，我猜想很可能与挥之不去的种姓制度有关系。查维基百科，种姓制度在印度始于公元前20世纪，是藉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包括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四个阶层，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固化为边界森严的等级制。虽然早在1947年独立之时，印度就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政治上也逐渐迈入民主时代，可是种姓制度在社会实际运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层面上依旧影响深远。这或许就是印度乞丐始终面带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于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抱持与生俱来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
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说，“民主的各种制度激发并讨好人们对平等的激情”，然而问题在于，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把平等所激发的欲望和嫉妒进一步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绪——“resentment”（愤恨或怨恨）。舍勒的判断与托克维尔相去不远，他认为在一个政治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上接近平等的民主社会中，愤恨可能是最小的；而在一个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愤恨也会很小。这种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愤恨情绪往往会在如下社会中急遽地堆积起来：平等观念与权利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但现实的权力与财富却出现极大分化，身处这样的社会，人人都觉得有“权利”与别人相比，但“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天长日久，普遍的仇富心理就会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
舍勒相信愤恨是魔鬼：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这些毒性极强的负面情绪在现代人的内心纠结翻腾，敲骨吸髓贻害无穷。但是舍勒没有看到的是，愤恨也有积极的一面，它甚至可能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
有排队经验的人都了解，如果你花了一个下午循规蹈矩地安心排队，到头来却被插队者捷足先登抢去最后一张票，这时候你就会有“气血翻涌”的愤恨情绪。作为一种反应性态度，愤恨是一种“我们为自己而要求于别人的考虑”，它最直接也最强烈。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因别人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产生的不满”都是愤恨，这一点尤其需要明确，否则以愤恨为重要特征的正义感将直接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指出，使某人产生愤恨的必要条件包括如下几点：1.其他人的行为违背了“非个人性规范”（impersonal norms）；2.其他人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某人的个人利益；3.某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违背过非个人性规范或者说道德规范，尤其是针对那个侵犯了某人的人而言。
根据以上标准，排队者对插队的人之所以感到愤恨，不仅因为他们违背了“不准插队”的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插队行为严重损害了排队者的个人利益。由此可见，愤恨是
罗素的摇摆不定看似与姜文的跳来跳去并无二致，但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姜文是一个电影筑梦师，而罗素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批判者。对于姜文，人们可以要求他在电影世界中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可是罗素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这样的狂热迷信之徒，因为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下面，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
1950年，78岁的罗素因“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形容罗素“既是一个怀疑论者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个判断可谓一针见血，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不消说，罗素这样的人越多，建设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罗素虽然缺乏为任何信仰献身的死亡意志，但却有捍卫个体尊严的匹夫之勇：“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决不能罢手不干的。”
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素所真正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也正是这一点，让跳来跳去的罗素与所有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都划清了界限。
（2010 年）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有朋友去印度开会，回来谈观感，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哲学家”很多，喜谈精神性，连政治家都愿意附庸风雅，而且个个能说会道。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学者多半说不娴熟的英语，印度学者则说娴熟而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不过，印度人虽然普遍使用英语，除了民主政治外，一般生活方式上西方化的程度却比中国低，比如麦当劳很少，圣诞节也没中国热闹。朋友说，印度人似乎比较快乐，乞丐要钱总是笑眯眯的，即使要不到钱也不改脸色。
最后这点让我尤其感兴趣，印度乞丐总是笑眯眯，我猜想很可能与挥之不去的种姓制度有关系。查维基百科，种姓制度在印度始于公元前20世纪，是藉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包括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四个阶层，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固化为边界森严的等级制。虽然早在1947年独立之时，印度就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政治上也逐渐迈入民主时代，可是种姓制度在社会实际运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层面上依旧影响深远。这或许就是印度乞丐始终面带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于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抱持与生俱来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
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说，“民主的各种制度激发并讨好人们对平等的激情”，然而问题在于，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把平等所激发的欲望和嫉妒进一步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绪——“resentment”（愤恨或怨恨）。舍勒的判断与托克维尔相去不远，他认为在一个政治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上接近平等的民主社会中，愤恨可能是最小的；而在一个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愤恨也会很小。这种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愤恨情绪往往会在如下社会中急遽地堆积起来：平等观念与权利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但现实的权力与财富却出现极大分化，身处这样的社会，人人都觉得有“权利”与别人相比，但“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天长日久，普遍的仇富心理就会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
舍勒相信愤恨是魔鬼：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这些毒性极强的负面情绪在现代人的内心纠结翻腾，敲骨吸髓贻害无穷。但是舍勒没有看到的是，愤恨也有积极的一面，它甚至可能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
有排队经验的人都了解，如果你花了一个下午循规蹈矩地安心排队，到头来却被插队者捷足先登抢去最后一张票，这时候你就会有“气血翻涌”的愤恨情绪。作为一种反应性态度，愤恨是一种“我们为自己而要求于别人的考虑”，它最直接也最强烈。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因别人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产生的不满”都是愤恨，这一点尤其需要明确，否则以愤恨为重要特征的正义感将直接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指出，使某人产生愤恨的必要条件包括如下几点：1.其他人的行为违背了“非个人性规范”（impersonal norms）；2.其他人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某人的个人利益；3.某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违背过非个人性规范或者说道德规范，尤其是针对那个侵犯了某人的人而言。
根据以上标准，排队者对插队的人之所以感到愤恨，不仅因为他们违背了“不准插队”的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插队行为严重损害了排队者的个人利益。由此可见，愤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