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纪事》

克耶尔·伊斯普马克教授
（罗宁晖 译）

关于《修道院纪事》
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播葡萄牙文化，加深葡中两国人民相互认识和了解，澳门文化司署适时地推出了以中文出版葡萄牙古典和当代作家作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葡语作家丛书》。
1996年，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手出版了《修道院纪事》中文版，这是该丛书中的第十三部。与西方盲目的预料相反，它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好征兆。
在此之前，若泽·萨拉马戈这部最杰出的小说已有了从德文到希腊文、从芬兰文到希伯来文的译本，使西半球数以十万计的读者为之倾倒。范维信教授——此前他已翻译过从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到米格尔·托尔加等葡萄牙作家的作品——以其对卡蒙斯语言的精深造诣，以其果敢和孜孜不倦的工作，使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得以开始征服中国读者。他值得称颂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今年春天，他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
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及其作者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澳门文化司署和海南出版社决定再版《修道院纪事》，印数达数万册，这对具有数千年文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度来说毫不过分。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修道院纪事》也即将以日文和朝鲜文出版，这将使之在东方拥有更多的读者。毫无疑问，也将使之在全世界传播，具有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小说的地位。
卡蒙斯学会主席
若热·科托
1998年12月1日于里斯本

若泽·萨拉马戈：愤怒的作家
1997年3月，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第一次前往北京，出席现在再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的中文版首发式。他对聚精会神的听众们说，希望在他的墓石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接着他解释说，尽管本人得到了幸福，但不能忘记其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贫穷和剥削造成的痛苦。最后，他这样说明自己的悲观态度：“我不喜欢我所生活的世界，因为有些事物本应当改变，而改变事物的进程困难重重，最贫困最不幸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又陈陈相因。”
虽然若泽·萨拉马戈说对世界和世界的进程如此悲观，但他选择了写作作为参与这个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他本人把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的作家，另一种是像他一样的“思想”作家，这些作家的每一本书都讨论一个问题，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的方式，传达把读者导向某种社会意识的某种观点。其实，这是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初期留下的遗产，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以现代所说的“重塑历史”为特点的写作方式。
模仿苏联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在欧洲各国文学界都有反映，从40年代起葡萄牙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一运动把文学视为政治武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欧洲向社会主义经验敞开大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葡萄牙，它被用来向法西斯独裁挑战，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几乎在整个独裁时期风行，即从1926年开始，到独裁政权于1974年被所谓“石竹花革命”推翻才结束。
新现实主义力图代表受压迫的劳动者的呼声，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与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把这些男人和女人作为新小说（其新奇之处在于选择其英雄和故事）的愿望有时导致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关心，忘记了文学是艺术，而不是简单的电影记录片。文学需要加工，其艺术性越髙，读者便越容易与作者的思考能力相通，因为这样得以把艺术与生活区分开来。
简单地说，这就是对初期新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批评——缺乏艺术性，因此与生活混为一谈——于是它演变为富于创新精神的创作形式，激发读者产生对世界及其秩序提出疑问的愿望。
后来，从仅仅照抄工人和农民说话的小说——这不是小说，几乎是记录片——发展成为注重复杂的叙事结构的形式，这从60年代起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增加了多种声音，多种观点，使读者在阅读时不得不加倍注意哪个声音属于哪个人物，他代表着哪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我们从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一发展历程以及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所说的“重塑历史”。所谓“重塑历史”即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事件作出新的解释，或者根据表现的社会集团演绎出不同的解释。
但是，这种“重塑历史”还会走得更远，用文学创作纠正现实，迫使读者对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深入思考。
萨拉马戈的作品也在不断发展，他出版的最后两部小说——《失明症漫记》（1995）和《所有的名字》（1997）——讲的故事离现实越来越远，同时却又成为反映人类生活条件更加强有力的手段。可以肯定，这两部小说对他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瑞典文学院在陈述他入选的理由时特别强调，他“建筑在想象、同情和讽喻基础之上的故事使我们意识到稍纵即逝的现实”。
以75岁高龄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若泽·萨拉马戈喜欢谈及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确实，他于1922年出生在葡萄牙一个小小的村庄。他回忆说，作为农民的祖父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讲起男人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