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的盛唐：武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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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h3>3</h3>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h3>3</h3>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