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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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感到震惊。
“那些闪电就是预警信号，表示神经元或神经元之间出现了异常的脑电活动。这种活动或许会很快结束，也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就我的情况来看，它很快便结束了。”
他回忆说，该现象最近一次出现的情况是：“一开始发作，我就感到异常寒冷，上嘴唇全是冷汗。你母亲当时跟我在一起，她能看见我浑身都在颤抖。”
我问他当时在哪儿，他说：“我们正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随着那场攻击渐渐平息下来，他继续说，“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句：‘哈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尽管母亲意识到他不太对劲儿，他还是没把刚刚经历的一切告诉她。他说，因为“你母亲没完没了的担心，可比海马体或许给我带来的灾难糟糕多了”。但愿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没在门外偷听……
说了这么多，他似乎松了口气，陷入一种更趋向于沉思的状态，语气中虽少了之前的那种警示感，却又多了几分谈话之初深思熟虑的味道。据他推测，他刚才回忆的那种光电现象——那些“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可能源自枕骨”，或说得更确切些，“源自枕骨后部”。接着，他仿佛把我当成他生理学课堂上的学生，详细解释道：“枕骨就是我们的大脑产生视觉体验的部位。”
他说：“这真是个让人困惑的部位，我从未在任何病人身上发现过它带来的麻烦……”
那时，我曾毫不犹豫地建议，这些话他或许应该找个同事说。我也问过他，他试图担任自己的医生是否真的明智。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搜寻什么。他曾跟一位神经病学家讨论过很多问题。他说虽然打算跟他谈谈此事，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自己先做一番探索。
“我应该告诉过你，他曾是我的学生。”
用父亲的话来说，尽管我们提到的这个人“非常聪明”，也是“该领域一流的专家”，但他也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就我对他长时间的了解来看，他向来都是那副拘谨又顽固的模样。过去，我经常想问问他，如此缺乏个性的生活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最后，父亲以一种既非争辩又不带丝毫怒意的口吻，简单而坚定地告诉我他会找个时间去见他。
“我希望，你别在这件事上逼我。”
父亲相信，我一定会尊重他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跟我而非母亲进行这场对话。
他又等了一年半，等意识到时机成熟后，他立刻给那位年轻的同事打去电话，敲定了咨询事宜。结果不出所料，他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他曾经的这位学生给出的诊断，只是确定了他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而已。
[1] 这位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的助教就是迈克尔·迈耶。他既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宗教学者，与我父亲相识多年。因此，在父亲患病之初，两人之间便已建立起信任的纽带。
[2] 父亲虽然不愿把自我诊断的结果告诉母亲，但他随后还是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她讨论此事。在我看来，这是个信任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催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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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
确诊之后，父亲又在家中住了两年。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心神不定。那两年，母亲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帮助父亲整理著作的友人开始住在我家，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同时与母亲共同处理父亲的困惑。
有时候，父亲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旧灵敏而健谈。情绪平静时，他也能谦和有礼地对待母亲。尽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还是不想失去父亲。
但1996年的一个雨夜，父亲晕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辆警车将他送进医院，他髋部移位。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后，他几乎失去了记忆，不仅忘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记得了。
几周后，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场麻醉后，他的认知能力明显减弱。手术后，他进了康复中心。之后，因为情况的急剧恶化，我只得将他送进疗养院。
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独立做出。尽管我还有个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离波士顿，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区定居。她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边还有个大家庭，无数责任和义务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远在马萨诸塞州的这些事。除此之外，父亲也任命我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让我逐渐适应各种事宜：从选择合适的疗养院、计算必要开支，到之后做出攸关他健康的一系列决定。当然，做其中的大部分决定时，母亲都会尽力指导我。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母亲把我叫回家，帮助她整理父亲的信件和一些别的文件。数年前，他曾把大多数病例和与其医疗事业有关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们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从未开启过的箱子里。但在客厅一角的那个金属档案柜里，他还放着一些别的文件。
浏览这些文件时，我找到一张父亲儿时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摄的，当时，6岁的他穿着紧身裤和长袖衬衫倚在他父亲身旁。他父亲穿着一身颇为正式的西装，圆领衬衫上还打了个又大又厚的领结。父子俩手牵着手。如今，照片边缘已经泛黄。
我母亲比父亲年长。父亲进疗养院时已90岁，母亲则已92岁。她虽然身体越来越孱弱，却仍是个相对健康的女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在父亲不得
“那些闪电就是预警信号，表示神经元或神经元之间出现了异常的脑电活动。这种活动或许会很快结束，也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就我的情况来看，它很快便结束了。”
他回忆说，该现象最近一次出现的情况是：“一开始发作，我就感到异常寒冷，上嘴唇全是冷汗。你母亲当时跟我在一起，她能看见我浑身都在颤抖。”
我问他当时在哪儿，他说：“我们正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随着那场攻击渐渐平息下来，他继续说，“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句：‘哈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尽管母亲意识到他不太对劲儿，他还是没把刚刚经历的一切告诉她。他说，因为“你母亲没完没了的担心，可比海马体或许给我带来的灾难糟糕多了”。但愿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没在门外偷听……
说了这么多，他似乎松了口气，陷入一种更趋向于沉思的状态，语气中虽少了之前的那种警示感，却又多了几分谈话之初深思熟虑的味道。据他推测，他刚才回忆的那种光电现象——那些“以某种频率、均匀上喷的闪电”——“可能源自枕骨”，或说得更确切些，“源自枕骨后部”。接着，他仿佛把我当成他生理学课堂上的学生，详细解释道：“枕骨就是我们的大脑产生视觉体验的部位。”
他说：“这真是个让人困惑的部位，我从未在任何病人身上发现过它带来的麻烦……”
那时，我曾毫不犹豫地建议，这些话他或许应该找个同事说。我也问过他，他试图担任自己的医生是否真的明智。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搜寻什么。他曾跟一位神经病学家讨论过很多问题。他说虽然打算跟他谈谈此事，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自己先做一番探索。
“我应该告诉过你，他曾是我的学生。”
用父亲的话来说，尽管我们提到的这个人“非常聪明”，也是“该领域一流的专家”，但他也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就我对他长时间的了解来看，他向来都是那副拘谨又顽固的模样。过去，我经常想问问他，如此缺乏个性的生活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最后，父亲以一种既非争辩又不带丝毫怒意的口吻，简单而坚定地告诉我他会找个时间去见他。
“我希望，你别在这件事上逼我。”
父亲相信，我一定会尊重他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跟我而非母亲进行这场对话。
他又等了一年半，等意识到时机成熟后，他立刻给那位年轻的同事打去电话，敲定了咨询事宜。结果不出所料，他知道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他曾经的这位学生给出的诊断，只是确定了他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而已。
[1] 这位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的助教就是迈克尔·迈耶。他既是一名诗人，也是一位宗教学者，与我父亲相识多年。因此，在父亲患病之初，两人之间便已建立起信任的纽带。
[2] 父亲虽然不愿把自我诊断的结果告诉母亲，但他随后还是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她讨论此事。在我看来，这是个信任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催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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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
确诊之后，父亲又在家中住了两年。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人也越来越心神不定。那两年，母亲真是过得很不容易。帮助父亲整理著作的友人开始住在我家，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同时与母亲共同处理父亲的困惑。
有时候，父亲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旧灵敏而健谈。情绪平静时，他也能谦和有礼地对待母亲。尽管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还是不想失去父亲。
但1996年的一个雨夜，父亲晕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辆警车将他送进医院，他髋部移位。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后，他几乎失去了记忆，不仅忘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连自己住在哪儿也不记得了。
几周后，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那场麻醉后，他的认知能力明显减弱。手术后，他进了康复中心。之后，因为情况的急剧恶化，我只得将他送进疗养院。
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独立做出。尽管我还有个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离波士顿，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区定居。她的两个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边还有个大家庭，无数责任和义务让她根本无暇顾及远在马萨诸塞州的这些事。除此之外，父亲也任命我为他的合法监护人，让我逐渐适应各种事宜：从选择合适的疗养院、计算必要开支，到之后做出攸关他健康的一系列决定。当然，做其中的大部分决定时，母亲都会尽力指导我。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母亲把我叫回家，帮助她整理父亲的信件和一些别的文件。数年前，他曾把大多数病例和与其医疗事业有关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们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从未开启过的箱子里。但在客厅一角的那个金属档案柜里，他还放着一些别的文件。
浏览这些文件时，我找到一张父亲儿时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摄的，当时，6岁的他穿着紧身裤和长袖衬衫倚在他父亲身旁。他父亲穿着一身颇为正式的西装，圆领衬衫上还打了个又大又厚的领结。父子俩手牵着手。如今，照片边缘已经泛黄。
我母亲比父亲年长。父亲进疗养院时已90岁，母亲则已92岁。她虽然身体越来越孱弱，却仍是个相对健康的女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在父亲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