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金钱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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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在《争雄记》的前几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刚毅果敢的个性、忍辱学技的决心,表现无遗;后来袁振武获得绝艺,实非偶然。这正是中国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侥幸心理的对症良药。书中描写飞豹子出走寻师、蓄意营救鹰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动。鹰爪王的夫人及其内姐鲁老姑太的肝胆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种勇于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锻炼中国国魂的绝好榜样。比较一般武侠小说的诲盗滋乱,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评论家接着说:“一般人常说,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反对有训诲性的著作。但是为吃饭而吃饭的理由,终究不够理由。吃饭还有它的本来的功用。艺术既是文化的产物,而所谓文化者,当然是重在教化。无教化作用之艺术,究竟不成其为艺术了。白羽的武侠小说固然是为艺术而艺术,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杀。”(原载1940年版《武林争雄记》)在九十年代来看,这段教化作用的文艺理论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墨婴在1940年著文,从通俗文学与文学创作(注:即现代“纯文学”之意)的关系、白羽文笔特征、思想内容等方面作了评述,文章首先论述了体裁问题,他说:“白羽小说托体章回,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这在作者,也有创作的自觉。他在自序上很谦虚的说:‘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但是,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宫注:墨婴仍卑视通俗文学)。白羽作品因袭着章回小说的体裁,而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

墨婴评介白羽作品的文笔和内容时写道:“白羽写的是剑客拳师,可是善写人情世态。白羽创造出来的少年壮士,大都倔强,以致到处碰壁,也自讨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骂起人来是很峭的。白羽的笔‘健’、笔‘洁’,他的小说精严廉悍,力透纸背,要一句一句的读。他写小说多所修改,报刊稿,与初版书、再版书,字句内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细雕细琢,连一个标点、一个问号也要注意;每一书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记’,括叙前情,卷末有‘后记’,预告下文。白羽写武侠,人物尽是些常人,没有一个超人。既没有飞剑的异人,也没有驾鹰的怪叟,更没有骨瘦如柴、力抗万钧的僧道和小孩。俞镖头被二十万镖银逼得乱跑、求援;铁莲子袒护己女,助女夺婿。白羽小说中的英雄一点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侠气都没有;可以称得起既尽情,又尽俗。既尽俗,而又力求脱俗。这便是白羽小说的特殊作风。”

墨婴具体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说:“《十二金钱镖》描写乔九烟的被囚、一尘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动,得一‘俏’字诀。尤其是‘杨柳情缘’,写女侠柳叶青的娇痴,至今艳称人口。唯在结构上,此书似不如他的《联镖记》。”

这位评论家对武侠三部作的总评是:“《金钱镖》是白羽的成名作,《联镖记》(即《大泽龙蛇传》)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论到代表作,则又数着《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笔调写《金钱镖》,用‘紧促’的笔调写《联镖记》。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笔致写出。”墨婴最后说:“白羽写武侠,却不愿少年的读者迷惑得‘入山学道’!”(原载1939年版《偷拳》)

关于墨婴系何许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询笔者,他认为作者是大手笔,对白羽、刘云若作品评论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张赣生研究员随便谈论过,徐、张怀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笔者却认为,墨婴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云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挚友,当时是国民党在沦陷区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员,并以白羽的正华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义藏身。他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对武侠小说观念与白羽相同,都是卑视武侠题材,尤其避嫌诱使少年“入山学道”。当时报载,有数名小学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为正统文人谴责武侠小说的一个“罪证”。这正是白羽时代文学观念的通病。

天津资深报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笔名,在《新天津画报》发表“论白羽武侠小说”的六篇书评,评论者讲一些赞扬的话后,指出《十二金钱镖》的两大弊病:(1)该书从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鸿和他的女儿柳叶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约#&多万字)的篇幅,而这段故事与全书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伤结构的紧严性;(2)柳兆鸿这个人非常讨厌,按侠客的行径当该劫富济贫,所对付的是赃官恶霸,现在柳兆鸿却光和绿林道作起对来,这完全违反了传统的侠客定律。(原载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画报》。宫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谈了许多评白羽小说的新见解,笔者将于后文摘引。)

上述评说,多褒,少贬,只有“惋惜”;这是因为笔者只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

二、白羽之自评

白羽《话柄》自序的第一句话:“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十几个字可看出他的写作目的。

“自序”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