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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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像。这些地方，人们把你关在这里，你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朝一日可以出去，显然都有着奇怪的名字：昂热的好神父。达尔内达尔避难所。利摩日圣玛德莱娜收容院。纳扎雷孤独救济院。
孤独。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位于这条路和加尔德何伊路交会的街角。在多拉就读的时期，这条路还带着乡下的气息。街道单号的那一边是修道院绿树掩映下长长的围墙。
我能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所剩无几的细节有以下这些，多拉·布吕代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天天都看到：沿着加尔德何伊路延伸的大花园，匹克普斯路上的三栋主楼分别有一个院子把它们隔开。主楼后面是礼拜堂周围的辅楼。礼拜堂旁边，圣母像雕塑和做成像洞穴一样的岩石下面，修建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的恩主玛德尔家族的地下墓室。人们称它为“鲁尔德圣母岩洞”。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是不是交到了朋友。还是她一直都不合群。因为我没办法从她的某个老同学那里得到证实，我只能靠自己猜想。今天在巴黎或郊区的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记得当年她的同班或同寝室同学——那个叫多拉的女孩，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呼吁过几次，它们就像灯塔的信号，可惜，我怀疑它们不能照亮黑夜。但我还是心存希望。
当时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长是马利亚—让—巴蒂斯特嬷嬷。她出生于一九〇三年，她的履历表里写的。初修期满后，她就被派到巴黎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她在这里待了十七年，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当多拉·布吕代在那里寄宿的时候，她顶多四十岁。
根据履历表上的资料，她“独立而大度”，“个性很强”。她于一九八五年去世，就在我得知多拉·布吕代存在的三年前。她一定记得多拉——哪怕只是因为她的逃学出走。不过，说到底，她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一些细节，一些日常琐碎？就算她是大度包容的人，也不一定能猜到多拉·布吕代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多拉在寄宿学校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她每天是如何看待在礼拜堂的早晚课、院子里的假山、花园的高墙、寝室的一排排床铺的。
我找到一个一九四二年到这个寄宿学校读书的女人，就在多拉·布吕代逃学出走几个月后来的。她比多拉年纪小，当时差不多十岁。她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记忆只是儿时的记忆。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个原籍波兰的犹太女人，住在夏尔特街，古特多尔区，跟塞西尔、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和多拉当时住的波龙索路只有几步之遥。为了不饿死，她母亲在一个为德意志国防军供应连指手套的车间干活，八个人一组。女儿去圣弗朗索瓦勒皮内路上学。一九四二年底，小学老师建议她母亲把她藏起来，因为大抓捕，或许也是这位老师告诉了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地址。
人们用“苏珊娜·阿尔贝尔”的名字给她在寄宿学校注了册，为了隐瞒她的出身。很快她就病倒了。她被送到医务室。那里有一个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她不肯吃饭，医务室也不想留她。
或许因为那是在冬天，而且那段时间实行宵禁，她印象中的寄宿学校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墙壁、教室、医务室——除了修女们白色的包头巾。在她看来，那里更像是一个孤儿院。铁的纪律。没有暖气。吃的只有大头菜。学生“六点”要做祷告，我忘了问她是早上六点还是晚上六点。
九
对多拉而言，一九四〇年在匹克普斯路寄宿学校的夏天过去了。她肯定每个周日都和还住在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房间的父母团聚。我看着地铁线路图，试着推测她一路的行程。为了少换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寄宿学校附近的纳雄站坐地铁。塞弗尔桥方向。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站换乘。克里尼昂古尔门方向。在辛普朗站下车，地铁站刚好就在电影院和旅馆对面。
二十年后，我也常常在辛普朗这一站上地铁。总是晚上十点的样子。到那个点儿地铁站里冷冷清清，两班列车的间隔时间也很长。
星期天下午，她一定也要原路返回。她父母送她回去吗？在纳雄站出来还要走一段，最近的路线是从法布尔德格朗汀路拐到匹克普斯路。
仿佛是回到监狱。白天变短了。当她穿过院子，经过死气沉沉的假山雕塑时天色已经暗了。她穿过走廊。礼拜堂，去做周日的晚祷。然后，排队，安静地回寝室。
十
秋天到了。在巴黎，十月二日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犹太人必须到警察局登记的命令。一家之主可以替全家人申报。为了避免排长队，警察局要求相关人员根据姓氏的首字母，在指定日前来登记，日期和姓名首字母的列表如下……
字母B安排在十月四日登记。这一天，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来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填表。但他并没有把女儿报上去。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号码，很快这个号码就出现在他的户口簿上。这个号码被称为“犹太人档案号”。
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的犹太人档案号是49091。不过多拉没有。
或许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以为她可以不受到牵连，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这个自由的地方，不要让她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对十四岁
孤独。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位于这条路和加尔德何伊路交会的街角。在多拉就读的时期，这条路还带着乡下的气息。街道单号的那一边是修道院绿树掩映下长长的围墙。
我能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所剩无几的细节有以下这些，多拉·布吕代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天天都看到：沿着加尔德何伊路延伸的大花园，匹克普斯路上的三栋主楼分别有一个院子把它们隔开。主楼后面是礼拜堂周围的辅楼。礼拜堂旁边，圣母像雕塑和做成像洞穴一样的岩石下面，修建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的恩主玛德尔家族的地下墓室。人们称它为“鲁尔德圣母岩洞”。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是不是交到了朋友。还是她一直都不合群。因为我没办法从她的某个老同学那里得到证实，我只能靠自己猜想。今天在巴黎或郊区的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记得当年她的同班或同寝室同学——那个叫多拉的女孩，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呼吁过几次，它们就像灯塔的信号，可惜，我怀疑它们不能照亮黑夜。但我还是心存希望。
当时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长是马利亚—让—巴蒂斯特嬷嬷。她出生于一九〇三年，她的履历表里写的。初修期满后，她就被派到巴黎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她在这里待了十七年，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当多拉·布吕代在那里寄宿的时候，她顶多四十岁。
根据履历表上的资料，她“独立而大度”，“个性很强”。她于一九八五年去世，就在我得知多拉·布吕代存在的三年前。她一定记得多拉——哪怕只是因为她的逃学出走。不过，说到底，她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一些细节，一些日常琐碎？就算她是大度包容的人，也不一定能猜到多拉·布吕代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多拉在寄宿学校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她每天是如何看待在礼拜堂的早晚课、院子里的假山、花园的高墙、寝室的一排排床铺的。
我找到一个一九四二年到这个寄宿学校读书的女人，就在多拉·布吕代逃学出走几个月后来的。她比多拉年纪小，当时差不多十岁。她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记忆只是儿时的记忆。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个原籍波兰的犹太女人，住在夏尔特街，古特多尔区，跟塞西尔、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和多拉当时住的波龙索路只有几步之遥。为了不饿死，她母亲在一个为德意志国防军供应连指手套的车间干活，八个人一组。女儿去圣弗朗索瓦勒皮内路上学。一九四二年底，小学老师建议她母亲把她藏起来，因为大抓捕，或许也是这位老师告诉了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地址。
人们用“苏珊娜·阿尔贝尔”的名字给她在寄宿学校注了册，为了隐瞒她的出身。很快她就病倒了。她被送到医务室。那里有一个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她不肯吃饭，医务室也不想留她。
或许因为那是在冬天，而且那段时间实行宵禁，她印象中的寄宿学校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墙壁、教室、医务室——除了修女们白色的包头巾。在她看来，那里更像是一个孤儿院。铁的纪律。没有暖气。吃的只有大头菜。学生“六点”要做祷告，我忘了问她是早上六点还是晚上六点。
九
对多拉而言，一九四〇年在匹克普斯路寄宿学校的夏天过去了。她肯定每个周日都和还住在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房间的父母团聚。我看着地铁线路图，试着推测她一路的行程。为了少换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寄宿学校附近的纳雄站坐地铁。塞弗尔桥方向。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站换乘。克里尼昂古尔门方向。在辛普朗站下车，地铁站刚好就在电影院和旅馆对面。
二十年后，我也常常在辛普朗这一站上地铁。总是晚上十点的样子。到那个点儿地铁站里冷冷清清，两班列车的间隔时间也很长。
星期天下午，她一定也要原路返回。她父母送她回去吗？在纳雄站出来还要走一段，最近的路线是从法布尔德格朗汀路拐到匹克普斯路。
仿佛是回到监狱。白天变短了。当她穿过院子，经过死气沉沉的假山雕塑时天色已经暗了。她穿过走廊。礼拜堂，去做周日的晚祷。然后，排队，安静地回寝室。
十
秋天到了。在巴黎，十月二日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犹太人必须到警察局登记的命令。一家之主可以替全家人申报。为了避免排长队，警察局要求相关人员根据姓氏的首字母，在指定日前来登记，日期和姓名首字母的列表如下……
字母B安排在十月四日登记。这一天，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来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填表。但他并没有把女儿报上去。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号码，很快这个号码就出现在他的户口簿上。这个号码被称为“犹太人档案号”。
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的犹太人档案号是49091。不过多拉没有。
或许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以为她可以不受到牵连，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这个自由的地方，不要让她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对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