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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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或许出于某些目的听我们讲过冉·阿让悲惨故事的幽灵进去看看。”
和很多前人一样，我相信宿命，有时候也相信小说家有通灵的天赋——“天赋”一词并不确切，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天才。不，这是作家这个职业磨炼出来的：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一些细节上倾注心血——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不能迷失线索，不能放任自己懒散——这种紧张，这种脑力训练久而久之或许会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事件”有一种灵光一闪的直觉，就像拉鲁斯词典里“通灵人”的词条里所写的一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读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巴黎晚报》上刊登的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后，我接连几个月都没办法不去想这件事。几个精确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服，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还有围绕在这一切周围的黑夜、陌生人、遗忘和虚无。我感觉自己永远都无法找到多拉·布吕代的一丝踪迹。而这种缺失感促使我写了一本小说《蜜月旅行》，好像是另一个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多拉·布吕代身上的方式，或许，我对自己说，为了弄清楚或揣测和她有关的一些事情，某个她曾经待过的地方，她生活的某个细节。我对她的父母一无所知，对她出走的前因后果也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员名单上读到了她的名字，布吕代·多拉——没有别的说明，没有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在她的名字上面是她父亲的名字，布吕代·埃尔内斯特，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维也纳，无国籍。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起六十年代我认识的几个女人：安娜·B、贝拉·D——和多拉年纪相仿，她们当中有一个跟她的出生日期只相隔一个月——她们在占领时期的遭遇也和她一样，可能有过同样的命运，或许跟她有过类似的境遇。今天我才明白，我必须写上两百页才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点真实的影子。
就在那几行字里：“列车停在纳雄站。里格和英格丽已经错过了巴士底站，他们原本应该在那里换乘去金门的列车。走出地铁站，他们踏上一片雪原（……）。雪橇穿过几条小巷，来到苏尔特大街。”
那些小巷跟匹克普斯路和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离得很近，多拉·布吕代就是从那里出走的，十二月的某个晚上，或许那天巴黎也下着雪。
这是书上唯一一个地方，我在无意识中，在时间和空间上靠近了她。
十一
因此在寄宿学校的名册上写着多拉·布吕代的名字，在“离校日期和动机”一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逃学出走未归。”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猜想她是利用开放日去看望奥尔纳诺大街的父母。晚上，她没有回寄宿学校。
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占领期以来巴黎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时期。德国人颁布了法令，从十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全城从晚上六点就开始实行宵禁，作为对两次恐怖袭击的镇压措施。然后是十二月十二日，法国七百名犹太人遭到大抓捕；十二月十五日，犹太人被要求缴纳十亿法郎的罚款。同一天早上，七十名人质在瓦莱里安山被枪杀。十二月十日，警察局颁布了一条命令，让塞纳河地区的法国和国外的犹太人要接受“暂时管制”，在身份证上盖上“犹太男人”或“犹太女人”的章。他们更换住所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去警察局报备；而且从此以后禁止他们在塞纳河地区以外的地方出入。
从十二月一日开始，德国人就已经在十八区实行了宵禁。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进这个区。街区的地铁站全都关闭，其中就有辛普朗站，也就是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住处附近的地铁站。在他们旅馆附近的尚皮奥内路，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八区的宵禁持续了三天。宵禁刚解除，德国人就命令整个十区实行宵禁，因为有几个陌生人在梅让达大街朝占领区的一个长官开了几枪。之后是全城宵禁，从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个周日。
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城市已经成了一座阴森的监狱，街区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就在多拉还在匹克普斯路60和62号的高墙里面时，她父母挤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
一九四〇年十月，她父亲没有申报她是“犹太人”，因此她没有“档案号”。不过十二月十日警察局张贴了对犹太人加强控制的命令，明确规定“家庭情况的变动必须要上报”。我怀疑她父亲在她出走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帮她登记造册。他或许认为警察局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下决心出走？我记得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我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并不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么阴暗绝望。在我出逃的路上，沿着维拉古布雷飞机场的库房，和多拉出走唯一的共同点是季节：都在冬天。寂静的冬天，一成不变的冬天，和十八年前的冬天是两回事。但突然让人想离家出走的，是阴冷灰暗的冬日让人更加感到孤独，越发让你感受到一把铁钳把你夹得更紧。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天，是几乎实行了一周宵禁以来第一次没有课。从此以后可以在晚上六点后在街上走动。但因为德国人规定了时间，夜晚从下午就开始降临了。
和很多前人一样，我相信宿命，有时候也相信小说家有通灵的天赋——“天赋”一词并不确切，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天才。不，这是作家这个职业磨炼出来的：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一些细节上倾注心血——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不能迷失线索，不能放任自己懒散——这种紧张，这种脑力训练久而久之或许会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事件”有一种灵光一闪的直觉，就像拉鲁斯词典里“通灵人”的词条里所写的一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读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巴黎晚报》上刊登的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后，我接连几个月都没办法不去想这件事。几个精确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服，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还有围绕在这一切周围的黑夜、陌生人、遗忘和虚无。我感觉自己永远都无法找到多拉·布吕代的一丝踪迹。而这种缺失感促使我写了一本小说《蜜月旅行》，好像是另一个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多拉·布吕代身上的方式，或许，我对自己说，为了弄清楚或揣测和她有关的一些事情，某个她曾经待过的地方，她生活的某个细节。我对她的父母一无所知，对她出走的前因后果也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员名单上读到了她的名字，布吕代·多拉——没有别的说明，没有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在她的名字上面是她父亲的名字，布吕代·埃尔内斯特，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维也纳，无国籍。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起六十年代我认识的几个女人：安娜·B、贝拉·D——和多拉年纪相仿，她们当中有一个跟她的出生日期只相隔一个月——她们在占领时期的遭遇也和她一样，可能有过同样的命运，或许跟她有过类似的境遇。今天我才明白，我必须写上两百页才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点真实的影子。
就在那几行字里：“列车停在纳雄站。里格和英格丽已经错过了巴士底站，他们原本应该在那里换乘去金门的列车。走出地铁站，他们踏上一片雪原（……）。雪橇穿过几条小巷，来到苏尔特大街。”
那些小巷跟匹克普斯路和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离得很近，多拉·布吕代就是从那里出走的，十二月的某个晚上，或许那天巴黎也下着雪。
这是书上唯一一个地方，我在无意识中，在时间和空间上靠近了她。
十一
因此在寄宿学校的名册上写着多拉·布吕代的名字，在“离校日期和动机”一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逃学出走未归。”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猜想她是利用开放日去看望奥尔纳诺大街的父母。晚上，她没有回寄宿学校。
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占领期以来巴黎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时期。德国人颁布了法令，从十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全城从晚上六点就开始实行宵禁，作为对两次恐怖袭击的镇压措施。然后是十二月十二日，法国七百名犹太人遭到大抓捕；十二月十五日，犹太人被要求缴纳十亿法郎的罚款。同一天早上，七十名人质在瓦莱里安山被枪杀。十二月十日，警察局颁布了一条命令，让塞纳河地区的法国和国外的犹太人要接受“暂时管制”，在身份证上盖上“犹太男人”或“犹太女人”的章。他们更换住所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去警察局报备；而且从此以后禁止他们在塞纳河地区以外的地方出入。
从十二月一日开始，德国人就已经在十八区实行了宵禁。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进这个区。街区的地铁站全都关闭，其中就有辛普朗站，也就是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住处附近的地铁站。在他们旅馆附近的尚皮奥内路，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八区的宵禁持续了三天。宵禁刚解除，德国人就命令整个十区实行宵禁，因为有几个陌生人在梅让达大街朝占领区的一个长官开了几枪。之后是全城宵禁，从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个周日。
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城市已经成了一座阴森的监狱，街区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就在多拉还在匹克普斯路60和62号的高墙里面时，她父母挤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
一九四〇年十月，她父亲没有申报她是“犹太人”，因此她没有“档案号”。不过十二月十日警察局张贴了对犹太人加强控制的命令，明确规定“家庭情况的变动必须要上报”。我怀疑她父亲在她出走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帮她登记造册。他或许认为警察局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下决心出走？我记得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我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并不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么阴暗绝望。在我出逃的路上，沿着维拉古布雷飞机场的库房，和多拉出走唯一的共同点是季节：都在冬天。寂静的冬天，一成不变的冬天，和十八年前的冬天是两回事。但突然让人想离家出走的，是阴冷灰暗的冬日让人更加感到孤独，越发让你感受到一把铁钳把你夹得更紧。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天，是几乎实行了一周宵禁以来第一次没有课。从此以后可以在晚上六点后在街上走动。但因为德国人规定了时间，夜晚从下午就开始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