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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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者“大元大蒙古国”，或者译作“大蒙古国”。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招谕他们入朝。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军连续征讨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海外诸番”。这些远征的后果，重者全军覆灭，轻者“粮尽师老”、无功而返，徒然给元朝本国和战争所在地的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命牺牲。这时候，为筹划海外战争引起的对元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征服南中国的大规模平宋战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岁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经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属意于真金幼子铁穆耳，授以皇太子旧印；并且将全真道士张留孙推荐给真金遗孀，说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选择平宋战争的主帅伯颜为顾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扬命群王”。铁穆耳靠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终得即位为帝，是为成宗。事成后，伯颜表示从此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顾命大臣玉昔帖本儿也如释重负地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可见忽必烈的遗志并非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马，这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忽必烈遗规“持盈守成”的基本国策。但他虽然能够承袭忽必烈的“成宪”，却无法轻易地将乃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声望据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传统中去寻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强调宽宥“惟和”，成为成宗时期朝政的重要特点。元廷在这时罢征安南，拒绝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议，已奏准弹压广西洞寨骚乱的成命，廷议后也被追回，改为遣人招谕。虽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过军事经略，为远征“八百媳妇”地区（在今泰国清迈一带）而调运馈饷还引起过荆湖全省民怨沸腾，但总的说来，经历了忽必烈治下几十年朝廷多事的时期后，本朝对内对外凡事“处之以安静”，给予整个社会以休养生息的时机。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风景画鉴赏1307年初，成宗在连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鲁罕惟一的儿子已死于此前。卜鲁罕企图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辅国，临朝称制。阿难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孙（忙哥剌之子）身份夺取皇位的意图。两人互为奥援，可能与他们对伊斯兰教都颇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诚有关，甚至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通情节。而蒙古高级贵族中反对卜鲁罕的人，利用汉式官僚中枢在皇权暂时中断时对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影响力，竭力阻挠卜鲁罕的计划，一面秘密遣人分别远赴漠北和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迅速赴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汉人谋臣的反复敦劝下，为避免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束手被擒的命运，勉强赴都。接着他又在随行心腹的鼓动和反皇后集团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难答发难前一日率卫士秘密驰入禁中，拘捕阿难答和卜鲁罕，最终以争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者“大元大蒙古国”，或者译作“大蒙古国”。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招谕他们入朝。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军连续征讨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海外诸番”。这些远征的后果，重者全军覆灭，轻者“粮尽师老”、无功而返，徒然给元朝本国和战争所在地的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命牺牲。这时候，为筹划海外战争引起的对元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征服南中国的大规模平宋战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岁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经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属意于真金幼子铁穆耳，授以皇太子旧印；并且将全真道士张留孙推荐给真金遗孀，说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选择平宋战争的主帅伯颜为顾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扬命群王”。铁穆耳靠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终得即位为帝，是为成宗。事成后，伯颜表示从此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顾命大臣玉昔帖本儿也如释重负地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可见忽必烈的遗志并非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马，这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忽必烈遗规“持盈守成”的基本国策。但他虽然能够承袭忽必烈的“成宪”，却无法轻易地将乃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声望据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传统中去寻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强调宽宥“惟和”，成为成宗时期朝政的重要特点。元廷在这时罢征安南，拒绝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议，已奏准弹压广西洞寨骚乱的成命，廷议后也被追回，改为遣人招谕。虽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过军事经略，为远征“八百媳妇”地区（在今泰国清迈一带）而调运馈饷还引起过荆湖全省民怨沸腾，但总的说来，经历了忽必烈治下几十年朝廷多事的时期后，本朝对内对外凡事“处之以安静”，给予整个社会以休养生息的时机。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风景画鉴赏1307年初，成宗在连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鲁罕惟一的儿子已死于此前。卜鲁罕企图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辅国，临朝称制。阿难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孙（忙哥剌之子）身份夺取皇位的意图。两人互为奥援，可能与他们对伊斯兰教都颇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诚有关，甚至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通情节。而蒙古高级贵族中反对卜鲁罕的人，利用汉式官僚中枢在皇权暂时中断时对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影响力，竭力阻挠卜鲁罕的计划，一面秘密遣人分别远赴漠北和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迅速赴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汉人谋臣的反复敦劝下，为避免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束手被擒的命运，勉强赴都。接着他又在随行心腹的鼓动和反皇后集团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难答发难前一日率卫士秘密驰入禁中，拘捕阿难答和卜鲁罕，最终以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