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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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时候，我们相信虚构世界是实际存在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且也因为我们相信作家的“镜子”（这是一个形容小说描写或“反映”现实的老式比喻）是一个自然的、完美的镜子。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当然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完美地符合我们期待的镜子。每一位决定阅读小说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选择一面镜子。
当我说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时候，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风格的差异。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某种别的东西—使一切文学得以可能的东西。当我们打开窗帘放进阳光，当我们等待迟迟未到的电梯，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某个房间，当我们刷牙，当我们听到雷声，当我们微笑面对我们憎恶的人，当我们在树荫下进入梦乡—我们的感知既类似又不同于他人的感知。相似之处让我们通过文学想像整个人类，也让我们设想一种世界文学— 一种世界小说。但是，每一位小说家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和描写他喝的咖啡、看的日出、自己的初恋。这些差异涵盖小说家的所有主人公。它们构成了小说家的风格与签名的基础。
“帕慕克先生，我看过所有你写的书。”在伊斯坦布尔有一次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大约是我姨妈的年纪，并且颇有一种姨妈的架势。“我对你非常了解，你不要奇怪。”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股罪恶感和难堪涌上我心头，我认为我理解她的意思。这位年长我一辈、见过世面的女士的话，我当时感到的难堪，她眼神的内涵，随时光流逝还留在我心里，我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我心神不宁。
这位让我想起我姨妈的女士说“我知道你”，她并不是在声称她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家庭，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上过的学校，我写过的小说或者我承受过的政治磨难。她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我的个人习惯，或者我的本性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想尽力与我土生土长的城市相联系而表达的东西。这位年长的女士并没有将我的故事与我小说人物的故事混淆。她似乎在谈论某种更深刻、更密切、更隐秘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理解她的。使得这位颇有洞见的姨妈十分熟悉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感知体验，我将之无意识地纳入了我所有的书中，我所有的人物之中。我把个人体验投射到我的人物身上：当我呼吸雨水浸湿的土地的气息，当我在一家闹哄哄的饭店喝醉酒，当我在父亲死后摩挲他的假牙，当我后悔不应坠入爱河，当我因为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而脱身，当我在政府部门办公室前排队，手中的文件被汗水沾湿，当我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足球，当我理完头发，当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杂货摊上悬挂的帕夏肖像和水果，当我考驾照没能通过，当夏末所有人都离开避暑胜地我感到悲伤，当我到某人家中长谈结束之后尽管时间已晚我也不想起身离开，当我坐在医生家的客厅里关掉唠叨的电视，当我碰到一位服兵役的老友，或者当一次开心的谈话之中突然出现冷场，这些时候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的读者认为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绝不会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并非如此。除此之外，我还有三个世纪的小说和虚构理论的支持，可用来抵挡这些对号入座的主张，保护我自己。并且我清楚知道小说理论的存在可以保护并保持想像对现实的独立性。但是当一位聪明的读者告诉我，她在小说的细节中感到了真实生活的体验，“如同我自己的经历”，我会感到尴尬，就像某人坦白了自己灵魂中隐秘的东西，就像某人写的忏悔书被他人看到。
我实际上感到尤其尴尬，因为我是在与一位穆斯林国家的读者说话。在这里人们一般不会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里谈论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没有人会写像卢梭《忏悔录》那样的书。我像许多小说家一样，不仅是那些在受政权控制的社会里的小说家，而且也包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小说家，实际上愿意与读者分享有关感知体验的许多事情，并希望通过虚构的人物表达这些体验。一位小说家的全部著作就好像灿烂的星座，他或她在其中提供了数以万计的生活观察—换言之，那些基于个人感知的生活体验。这些感知的时刻涵盖从开门到追忆一位旧情人的一切事情，构成了不可缩减的满含灵感的时刻，即小说中显示创造性的个人节点。以这种方式，作家从生活体验直接提取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小说细节—融合了想像，以至于二者难分难解。
让我们记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对卡夫卡写给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的信的解释，卡夫卡在信中要求对方将自己未出版的手稿全部烧毁。据博尔赫斯的解释：当卡夫卡对布劳德传达这些要求的时候，他认为布劳德实际上并不会烧毁他的手稿。相应地，布劳德认为卡夫卡所想的也恰恰是他所想。卡夫卡想到布劳德所想到他所想……乃至无限。
小说哪些部分基于体验，哪些部分出于想像，这个问题的模糊性把读者和作者置于类似的境地。对于每一个细节，作者认为读者会认为这个细节是真实体验过的，读者认为作家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轮到作者，他也会认为读者认为他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
当我说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时候，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风格的差异。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某种别的东西—使一切文学得以可能的东西。当我们打开窗帘放进阳光，当我们等待迟迟未到的电梯，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某个房间，当我们刷牙，当我们听到雷声，当我们微笑面对我们憎恶的人，当我们在树荫下进入梦乡—我们的感知既类似又不同于他人的感知。相似之处让我们通过文学想像整个人类，也让我们设想一种世界文学— 一种世界小说。但是，每一位小说家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和描写他喝的咖啡、看的日出、自己的初恋。这些差异涵盖小说家的所有主人公。它们构成了小说家的风格与签名的基础。
“帕慕克先生，我看过所有你写的书。”在伊斯坦布尔有一次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大约是我姨妈的年纪，并且颇有一种姨妈的架势。“我对你非常了解，你不要奇怪。”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股罪恶感和难堪涌上我心头，我认为我理解她的意思。这位年长我一辈、见过世面的女士的话，我当时感到的难堪，她眼神的内涵，随时光流逝还留在我心里，我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我心神不宁。
这位让我想起我姨妈的女士说“我知道你”，她并不是在声称她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家庭，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上过的学校，我写过的小说或者我承受过的政治磨难。她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我的个人习惯，或者我的本性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想尽力与我土生土长的城市相联系而表达的东西。这位年长的女士并没有将我的故事与我小说人物的故事混淆。她似乎在谈论某种更深刻、更密切、更隐秘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理解她的。使得这位颇有洞见的姨妈十分熟悉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感知体验，我将之无意识地纳入了我所有的书中，我所有的人物之中。我把个人体验投射到我的人物身上：当我呼吸雨水浸湿的土地的气息，当我在一家闹哄哄的饭店喝醉酒，当我在父亲死后摩挲他的假牙，当我后悔不应坠入爱河，当我因为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而脱身，当我在政府部门办公室前排队，手中的文件被汗水沾湿，当我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足球，当我理完头发，当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杂货摊上悬挂的帕夏肖像和水果，当我考驾照没能通过，当夏末所有人都离开避暑胜地我感到悲伤，当我到某人家中长谈结束之后尽管时间已晚我也不想起身离开，当我坐在医生家的客厅里关掉唠叨的电视，当我碰到一位服兵役的老友，或者当一次开心的谈话之中突然出现冷场，这些时候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的读者认为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绝不会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并非如此。除此之外，我还有三个世纪的小说和虚构理论的支持，可用来抵挡这些对号入座的主张，保护我自己。并且我清楚知道小说理论的存在可以保护并保持想像对现实的独立性。但是当一位聪明的读者告诉我，她在小说的细节中感到了真实生活的体验，“如同我自己的经历”，我会感到尴尬，就像某人坦白了自己灵魂中隐秘的东西，就像某人写的忏悔书被他人看到。
我实际上感到尤其尴尬，因为我是在与一位穆斯林国家的读者说话。在这里人们一般不会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里谈论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没有人会写像卢梭《忏悔录》那样的书。我像许多小说家一样，不仅是那些在受政权控制的社会里的小说家，而且也包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小说家，实际上愿意与读者分享有关感知体验的许多事情，并希望通过虚构的人物表达这些体验。一位小说家的全部著作就好像灿烂的星座，他或她在其中提供了数以万计的生活观察—换言之，那些基于个人感知的生活体验。这些感知的时刻涵盖从开门到追忆一位旧情人的一切事情，构成了不可缩减的满含灵感的时刻，即小说中显示创造性的个人节点。以这种方式，作家从生活体验直接提取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小说细节—融合了想像，以至于二者难分难解。
让我们记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对卡夫卡写给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的信的解释，卡夫卡在信中要求对方将自己未出版的手稿全部烧毁。据博尔赫斯的解释：当卡夫卡对布劳德传达这些要求的时候，他认为布劳德实际上并不会烧毁他的手稿。相应地，布劳德认为卡夫卡所想的也恰恰是他所想。卡夫卡想到布劳德所想到他所想……乃至无限。
小说哪些部分基于体验，哪些部分出于想像，这个问题的模糊性把读者和作者置于类似的境地。对于每一个细节，作者认为读者会认为这个细节是真实体验过的，读者认为作家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轮到作者，他也会认为读者认为他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