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鲑鱼去旅行》
分类: txts3
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但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宽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沮丧、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抑或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或者是驾照真的只能按号码进行查询，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sup>2与克格勃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儿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到一位监理所的中层职员，那人甚至不要贿赂，因为他是《快报》（L’Espresso）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忱，他决定冒险帮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区区在下）一个大忙。我不知道这位勇士冒了多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驾照号码。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想必读者会谅解：我可得为妻儿的安危着想啊！
有了这个号码（我现在把它抄在各处，藏在秘密抽屉里，以防下次遭窃或丢失），我又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的排队长龙。我扬扬得意地在满腹狐疑的办事员眼前挥舞着它——他脸上挂着一个冷冰冰的微笑，说我还必须出示远在20世纪50年代亚历山德里亚有关机关将我的驾照号码通知米兰相关机关时的公文编号。
又给老同学打了好几通电话，那位上次帮过忙，已经冒了老大风险的热心读者，再次挺身而出，担着坐几十年牢的风险，窃取了若干——不问可知——警察愿意为之英勇献身的资讯，把文件的编号交给了我。我也照样把它仔细地藏好，因为，众所周知，隔墙有耳呀！
我再次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又排了几天长队，总算把事情搞定了：他们答应我，那份神奇文件两周之内就会下来。到了6月下旬，我终于拿到一份临时文件，证明我已申请补发驾照。显然设计人员不曾考虑过驾照遗失或失窃的问题，因为我拿到的证件是发给初学开车、根本还没有执照的那种人的。我把它拿给交通警察看，问有了它我是否可被准许开车，警察的一席话让我心凉了半截：这位爱岗敬业的好警官明明白白对我说，要是他逮到我只凭那张小纸片就胆敢手握方向盘，他定会让我悔青了肠子。
事实上，我已经悔青了肠子。无奈又回到监管部，又耗了几天才得知，我拿到的那份文件，这么说吧，不过是正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宽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沮丧、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抑或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或者是驾照真的只能按号码进行查询，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sup>2与克格勃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儿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到一位监理所的中层职员，那人甚至不要贿赂，因为他是《快报》（L’Espresso）的忠实读者。出于对文化的热忱，他决定冒险帮他最欣赏的专栏作家（区区在下）一个大忙。我不知道这位勇士冒了多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驾照号码。我不能透露这个号码，想必读者会谅解：我可得为妻儿的安危着想啊！
有了这个号码（我现在把它抄在各处，藏在秘密抽屉里，以防下次遭窃或丢失），我又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的排队长龙。我扬扬得意地在满腹狐疑的办事员眼前挥舞着它——他脸上挂着一个冷冰冰的微笑，说我还必须出示远在20世纪50年代亚历山德里亚有关机关将我的驾照号码通知米兰相关机关时的公文编号。
又给老同学打了好几通电话，那位上次帮过忙，已经冒了老大风险的热心读者，再次挺身而出，担着坐几十年牢的风险，窃取了若干——不问可知——警察愿意为之英勇献身的资讯，把文件的编号交给了我。我也照样把它仔细地藏好，因为，众所周知，隔墙有耳呀！
我再次回到米兰驾照监管部，又排了几天长队，总算把事情搞定了：他们答应我，那份神奇文件两周之内就会下来。到了6月下旬，我终于拿到一份临时文件，证明我已申请补发驾照。显然设计人员不曾考虑过驾照遗失或失窃的问题，因为我拿到的证件是发给初学开车、根本还没有执照的那种人的。我把它拿给交通警察看，问有了它我是否可被准许开车，警察的一席话让我心凉了半截：这位爱岗敬业的好警官明明白白对我说，要是他逮到我只凭那张小纸片就胆敢手握方向盘，他定会让我悔青了肠子。
事实上，我已经悔青了肠子。无奈又回到监管部，又耗了几天才得知，我拿到的那份文件，这么说吧，不过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