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谷百合

父亲有过交往，后来双方又恢复了联系。他觉得有责任弥补我父亲的疏忽，但不了解我父母的意图，每月给我的钱也少得可怜。校舍早先是“快乐”公馆，同所有旧贵族府邸一样，前面设有门房。鬼学监带我们去查理曼大帝中学之前，有一段休息时间，阔气的同学就到校工家去用茶点。校工叫杜瓦西，是个地地道道的走私犯；对他的生意，勒皮特可能不知道，也可能默许。学生从切身利益出发，也都极力巴结他，因为他是我们违反校规的秘密保护伞，是我们超时返校的知情人，又是同禁书出租商联系的中间人。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殖民地食品价格上涨，十分昂贵，因此，用茶点时喝一杯牛奶咖啡，便有一种贵族派头。如果说在家长的餐桌上糖和咖啡成为高级食品，那么我们中间有人食用，就会产生优越感。少年贪嘴，好摹仿，容易赶时髦，即使这些因素还不够，单单优越感也足以激起我们强烈的愿望。杜瓦西同意赊账，他估计我们都有姐姐、姑姑、姨母，她们会代为偿付，以便维护我们的名誉。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抵制了那个酒吧的诱惑。如果评断我行为的人了解诱惑的力量，了解我的心灵对禁欲主义的毅然向往，了解我长期克己而压抑的怒火，他们就会擦拭我的眼泪，而不是惹我伤心哭泣。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哪有那种博大的胸怀，以蔑视回敬别人的蔑视呢？再说，我感到自己可能已染上好几种社会恶习，这些恶习由于我可望不可即而来势更凶，第二学年末，我父母来到巴黎。他们到达的日期还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他就住在巴黎，却一次也没有来看我。姐姐们也一道旅行，我们全家要一起逛逛巴黎。头一天，我们计划到王宫饭店吃饭，然后就近去法兰西剧院。虽然这种意想不到的娱乐日程令我陶醉，但是风雨欲来的情势又迅即使我兴味索然；久经苦难的人，情绪特别容易受影响。我欠杜瓦西先生一百法郎，必须向父母申报，因为他威胁说要亲自向他们讨账。我打算让哥哥替杜瓦西传话，并让他在父母面前替我求情，转达我的痛悔。父亲有意宽恕我，可母亲一点也不容情；她那深蓝色眼珠一瞪，把我吓呆了。一连串可怕的咒语从她嘴里吐出来：我才十七岁，就这样胡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是她儿子吗？我要把家毁了吗？难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吗？我哥哥夏尔品行端正，为门庭增光，而我却要败坏家声；他已经有了职业，不是该独自掌握一份财产吗？我两个姐姐日后结婚，没有嫁妆能行吗？难道我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不知道我生活的糜费吗？白糖和咖啡，对学习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下去，不就要沾染上所有恶习吗？同我一比，马拉②也成了天使了。这一通潮水般的责骂，使我的心灵恐惧万分。挨完训斥，我就被哥哥送回学校，丧失了到普罗旺斯兄弟开的饭店用餐的口福，也丧失了观看塔尔玛演出《布里塔尼居斯》③的眼福。这就是睽违十二载，我同母亲见面的情景。
①即法国人勒皮特（1764―1821）在沼泽区圣路易街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
②冉―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群众领袖，被称为“人民之友”，贵族自然对他恨之入骨，视为魔鬼。
③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拉辛的名剧。
等我修完了人文学科，父亲把我置于勒皮特先生的监护之下：我要学习高等数学，上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我住进公寓，摆脱了课堂的束缚，满以为能暂时告别穷困。哪料到尽管我十九岁，或许正因为我十九岁，我父亲还是照老章程办事：送我上小学不给带像样的饭食，送我上中学不给零用钱，逼得我向杜瓦西赊账；上了大学，给我的钱还是少得可怜。在巴黎这样的地方，没有钱能干什么呢？再说，我的自由也受到巧妙的束缚。勒皮特先生派一名鬼学监送我上法学院，把我交给教师，课后再接回去。我母亲怕我出事，想出种种防范措施，就是保护一名闺秀也不至于如此。巴黎这个世界，理所当然令我父母担心。男生的心事，同样是住宿女生的情思。怎么管也管不住，女生口不离情郎，男生话不离淑女。然而，那时候在巴黎，同学间的聊天，主要是以王宫饭店为话题，说它是爱情的埃尔多拉多①，酷似东方苏丹的宫苑。那里的晚上，金币哗哗流淌；在那里，最纯贞的顾忌也会荡然无存；在那里，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王宫饭店和我犹如两条渐近线，只能接近而不能相交。请看，命运是如何挫败我的图谋的。父亲曾把我介绍给我的一位老舅母，她住在圣路易岛；每星期四和星期日，我必到她府上吃饭。这也是勒皮特夫妇出门的日子，不是先生就是太太把我送去，晚上回家顺路再接走。多奇特的消遣啊！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身份高贵，拘泥虚礼，从未想到给我一文钱。她老态龙钟像座古教堂，浓妆艳抹犹如画中人，身着锦绣华服，深居侯府，就仿佛路易十五依然在世。她只接待老贵妇。老贵族；在这些僵尸中间，我真有身临墓地的感觉。他们谁也不同我讲话，我也没有勇气先开口。我的青春似乎妨碍他们，那种敌视或冷淡的目光令我惭愧。不过，我觉得这种漠不关心倒是可乘之机，心里盘算哪天晚餐一结束，便溜出去，跑到木廊商场。我姑母一打上惠斯特牌，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