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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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相信理性、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以及通过运用科学的人文主义追求真理。同时，在基督教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人们必然断言：人本是曲木，不可能被造就成完全笔直的。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人类不是善的，更不用说是完美的，18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假如给予人专门的灌输、贿赂、腐化，大多数人会乐意帮助任何一种犯罪，甚至种族灭绝。邪恶是历史中的现实存在；它既不是我们原始遗产的一部分，也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邪恶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它来自扭曲的本能和变态的欲望：“它蜷伏在我们意识最深的地方，散发着对上帝的恨和对死亡的爱。致命的邪恶把我们和虚无联系起来。”
决定本书叙事的基础是几个解释性的假定和策略。第一是存在着修辞和行为的对应，一个人所信的和他所为的对应。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有着致命的危险，因此必须被驱逐和消灭。希特勒所说的他的“花岗岩般坚实基础”的信仰，特别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诚相信且按其行事的。第二是要绝对相信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是残暴的犹太人的杀戮者。第三，我们假定纳粹领导层是离经叛道的，具有天生的操纵权力的能力。元首设定的管理风格的基调，就是操纵他人和不信任他人：“我只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作为最诡异的罪犯，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古老的生活信条：能够口头讨论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记录下来。”由此推论：在判断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圈子之间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宁可使之过于谨慎为好，因为他是在和一帮精神错乱的说谎者打交道。另外，欺骗在纳粹德国被制度化，在研读纳粹的“官方”文件时要极度地谨慎。当然，文献是历史重构的飞轮，但是，偏爱官方或政府的文件可能是一个大的陷阱。大屠杀是一个犯罪政权实施的，它的官方资料原则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受到了谎言和其他思想错乱的污染，充满了遗漏、迂回、夸张、隐瞒、委婉，这对犯罪的思想是习以为常的。接下来是范围更广、较少受到污染的信息，包括日记、自传、文学、画报、杂志，以及大量其他跨领域的资料，它们必然覆盖在这一复杂和令人悲痛的事件上。
尽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下的方法是跨学科的，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概念，但是它的重点一直是放在人类的选择和行为，而非经常倾向于变为具体化的抽象之上。确实，我们看到或者体验到特殊的东西，我们经常在普遍的意义上进行思考。这就是我们为了解释事件，并给予这些事件以意义所付出的代价。重构复杂历史事件的行为需要许多解释性的原则，但是这些有助于理解的帮手有时会变成自身的对手，它们推动着叙事，并且把叙事包裹在抽象的云雾之中。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受害者、罪犯、旁观者，不是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或心理学范畴的具体体现；他们是作出积极或者消极选择和决定的人类存在者，这些选择和决定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罪犯、英雄、同谋或旁观者。概念有助于理解现实，它们表现现实，但不会再生现实。我希望尽管使用了许多抽象的术语，但人类的元素一直是以下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
注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在其得到广泛讨论和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再次复活了这一论点。该书坚持认为：大屠杀不是由少数纳粹精英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而是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所为，他们被作者所称的“种族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所驱使；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这种致命的反犹太主义就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文化当中，因而为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更坦率地说，作者指控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因为许多德国人疯狂的、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这种仇恨像“母乳”一般，否则我们如何可以解释为何那么多德国人自愿而快乐地投身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因为根据作者的观点，杀戮是不能借助普遍的人性来解释的，因此言下之意似乎是，这类导致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是专属于德国人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一般的人性——“超越历史的”或者“适应文化的”，而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目的专一，作者进而把每一个德国人描绘为反犹太分子，甚至包括纳粹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作者还拓宽了为大屠杀承担责任的范围，以证明他的核心信条：大屠杀是德国的国家计划。为了支持他的指控，即“普通的”德国人援以血腥的自愿之手，执行着杀戮的计划。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普通的”犯罪者，他们管理着劳动营，在东部前线发动集体的杀戮，在战争末期实施了死亡之旅。作者试图显示这些犯罪者没有被强迫犯下他们的可恶罪行，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只会听从命令或者屈从心理的压力或混乱。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种族灭绝主义”的信念行事。至于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直接参与
决定本书叙事的基础是几个解释性的假定和策略。第一是存在着修辞和行为的对应，一个人所信的和他所为的对应。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有着致命的危险，因此必须被驱逐和消灭。希特勒所说的他的“花岗岩般坚实基础”的信仰，特别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诚相信且按其行事的。第二是要绝对相信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是残暴的犹太人的杀戮者。第三，我们假定纳粹领导层是离经叛道的，具有天生的操纵权力的能力。元首设定的管理风格的基调，就是操纵他人和不信任他人：“我只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作为最诡异的罪犯，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古老的生活信条：能够口头讨论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记录下来。”由此推论：在判断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圈子之间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宁可使之过于谨慎为好，因为他是在和一帮精神错乱的说谎者打交道。另外，欺骗在纳粹德国被制度化，在研读纳粹的“官方”文件时要极度地谨慎。当然，文献是历史重构的飞轮，但是，偏爱官方或政府的文件可能是一个大的陷阱。大屠杀是一个犯罪政权实施的，它的官方资料原则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受到了谎言和其他思想错乱的污染，充满了遗漏、迂回、夸张、隐瞒、委婉，这对犯罪的思想是习以为常的。接下来是范围更广、较少受到污染的信息，包括日记、自传、文学、画报、杂志，以及大量其他跨领域的资料，它们必然覆盖在这一复杂和令人悲痛的事件上。
尽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下的方法是跨学科的，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概念，但是它的重点一直是放在人类的选择和行为，而非经常倾向于变为具体化的抽象之上。确实，我们看到或者体验到特殊的东西，我们经常在普遍的意义上进行思考。这就是我们为了解释事件，并给予这些事件以意义所付出的代价。重构复杂历史事件的行为需要许多解释性的原则，但是这些有助于理解的帮手有时会变成自身的对手，它们推动着叙事，并且把叙事包裹在抽象的云雾之中。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受害者、罪犯、旁观者，不是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或心理学范畴的具体体现；他们是作出积极或者消极选择和决定的人类存在者，这些选择和决定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罪犯、英雄、同谋或旁观者。概念有助于理解现实，它们表现现实，但不会再生现实。我希望尽管使用了许多抽象的术语，但人类的元素一直是以下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
注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在其得到广泛讨论和具有争议性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普通的德国人和大屠杀》（1996）再次复活了这一论点。该书坚持认为：大屠杀不是由少数纳粹精英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而是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所为，他们被作者所称的“种族灭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所驱使；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一百五十年，这种致命的反犹太主义就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文化当中，因而为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更坦率地说，作者指控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因为许多德国人疯狂的、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这种仇恨像“母乳”一般，否则我们如何可以解释为何那么多德国人自愿而快乐地投身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因为根据作者的观点，杀戮是不能借助普遍的人性来解释的，因此言下之意似乎是，这类导致大屠杀的种族灭绝主义的思维和实践是专属于德国人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一般的人性——“超越历史的”或者“适应文化的”，而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目的专一，作者进而把每一个德国人描绘为反犹太分子，甚至包括纳粹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作者还拓宽了为大屠杀承担责任的范围，以证明他的核心信条：大屠杀是德国的国家计划。为了支持他的指控，即“普通的”德国人援以血腥的自愿之手，执行着杀戮的计划。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普通的”犯罪者，他们管理着劳动营，在东部前线发动集体的杀戮，在战争末期实施了死亡之旅。作者试图显示这些犯罪者没有被强迫犯下他们的可恶罪行，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只会听从命令或者屈从心理的压力或混乱。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种族灭绝主义”的信念行事。至于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直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