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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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向我点点头。我的手再次想抽出来，他依旧不松开，“你别瞎说。明天帮我向王总请个假，好吧？”那男人说好，又进去炒菜了。进了他的房间，关上门，他这才把手松开，我的手腕一圈都是红的。我很火大，他让我坐下歇歇，我不理他。他碰了碰我的手臂，我想都没想把他推开。“你怎么了？”他靠在床沿不解地看着我。我拿出手机看时间，晚上九点三十二分，“你这边长途车最晚一班是几点？”他蹭了过来，“你究竟怎么了？”我不耐烦地再问：“说！几点？”他挠挠头，“今天已经没有了，明天最早一班车是六点。”我说好，背起双肩背包，迅速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到了晚上十点钟，宁城的夜生活看样子都结束了。大街两侧的路灯照着清冷的路面，居民楼稀稀落落亮着些灯。刚才那种血冲大脑的热劲儿现在没有了，我自己也没搞清楚和他见面为什么会弄成这样。我知道他跟在我后面，不敢过来。走到云岭路时，一只猫“唰”的一声一下从我前面跑过，吓得我尖叫了一声。他冲了过来抱住我问：“怎么了？”我没有立即推开。他的手臂很有力量，手掌在我的后背上轻拍，我渐渐平静了下来。蛾子在路灯下面飞来舞去，天上竟然是繁星密布。他见我没有推他，便拉着我的手往前走，“是我不好。”我斜睨了他一眼：“你有什么不好？”他踢路面的石子，“反正就是不好。”见我笑了，他看样子振奋了起来，“我们回去吧。”我摇头说：“那怎么行，让你同事看笑话。”他点点头，“那我们找个旅馆好了。”找旅馆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你跟你同事说我是你女朋友？”他笑了笑，“别听他瞎说。”我“哼”了一声。沉默了半晌，他说：“当然我希望你是。”我知道他又在看我。我的感觉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好好地睡觉，突然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这让我很恼火。他的脸凑得很近，呼出的气息吹在我的脸上。他是要吻我吗？我躲开了。
（三）
第二次来宁城，是因为出差。要处理的事情不多，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空闲的。宾馆离宁城广场不远，我收拾一下就往那里走去。天空阴沉，风吹来还有点儿冷。来宁城前，温度还在二十多度，我穿贴身牛仔裤和薄外套就可以了。谁知冷空气连夜南下，陡降十来度，我很后悔没有多带件衣服来。广场上大妈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跳舞，小孩子穿着旱冰鞋在滑行。与广场隔街而望的专卖店橱窗里五彩的灯光亮起，沿街排开的法国梧桐树掌状叶片上托着路灯的黄光。走着走着，我的影子愈来愈小，到了路灯杆下缩成一团，像一个孤零零的球。这只球滚动，抽长，伸展成人形。走到广场边上的悬铃木间，风刮起，我感觉马上要被吹飞。随风而至的沙粒嗖嗖飞打过来。周遭的人群笃定地行走在广场上，灰色的鸽群唰地飞起，向我这边而来。广场中央的大钟显示是下午六点一刻。我找了张椅子坐下，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我来了。
那次回来后，我心里恹恹的，他打电话我找借口说了几句话就挂了，他发短信我也不愿意回。之前那些日子像是发了高烧一样，现在烧退下来，该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了，白天上班，晚上培训，双休日宅在家里看电视。偶尔收到他的短信：“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再或者是：“今天我又走在那天我们走过的路上，我很想你。你想我吗？”你想我，我想你，我早在几次恋爱中厌倦了这样的游戏，现在不想，也不愿意投入这场游戏中。还有一次他发短信说：“我生病了。”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儿感冒发烧。”知道了没什么大碍，我让他吃药打针，就想挂了，他连忙说：“不要挂好吗？”我说：“嗯，还有什么事儿？”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儿颤抖，“我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才会这样吧。”我没有说话。“都是我不好。”他的声音很轻柔，我忽然心生愧疚起来，“你挺好的。不要这么说自己。”他说等一下，马上就挂机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又打了过来：“我看你把那个免费通话业务停了，还是我给你打吧。”他说一句，我说一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是说。
他的声音在电话里还是那么好听，但是他不愿意多说，要我说。我一直习惯做他的听众，突然要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等了等问：“你今天上班怎么样？”我说：“还好啊。”他再说：“那客户有没有为难你？”我说：“有啊，一个美国客户很难搞。”他问我怎么难搞，我就给他讲。讲完这个客户，我又讲起新西兰的另外一个客户。我把房间的大灯关上，只开了床边的柔光灯，把胖胖熊枕头垫在身后，舒舒服服地摊开身子说话。他说自己也在床上躺着呢。我说每天坐的公交车总是晚点，说周日去爬山没有带水，结果渴得要死，我说了各种琐碎的事情，说到手机快没电了，一看已经凌晨两点了——我们说了三个小时的话。他说：“好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好。保重身体。”挂了电话，很快他的短信来了，“刚才去阳台看了看天，好多星星。”我回复他：“都感冒还跑出去，赶紧睡吧。”他说：“睡不着。不过还是听你的，晚安，好梦。”那晚我也失眠了，脑子里嗡嗡的，感觉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
广场上的大钟显示晚七点，我看见他
到了晚上十点钟，宁城的夜生活看样子都结束了。大街两侧的路灯照着清冷的路面，居民楼稀稀落落亮着些灯。刚才那种血冲大脑的热劲儿现在没有了，我自己也没搞清楚和他见面为什么会弄成这样。我知道他跟在我后面，不敢过来。走到云岭路时，一只猫“唰”的一声一下从我前面跑过，吓得我尖叫了一声。他冲了过来抱住我问：“怎么了？”我没有立即推开。他的手臂很有力量，手掌在我的后背上轻拍，我渐渐平静了下来。蛾子在路灯下面飞来舞去，天上竟然是繁星密布。他见我没有推他，便拉着我的手往前走，“是我不好。”我斜睨了他一眼：“你有什么不好？”他踢路面的石子，“反正就是不好。”见我笑了，他看样子振奋了起来，“我们回去吧。”我摇头说：“那怎么行，让你同事看笑话。”他点点头，“那我们找个旅馆好了。”找旅馆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你跟你同事说我是你女朋友？”他笑了笑，“别听他瞎说。”我“哼”了一声。沉默了半晌，他说：“当然我希望你是。”我知道他又在看我。我的感觉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好好地睡觉，突然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这让我很恼火。他的脸凑得很近，呼出的气息吹在我的脸上。他是要吻我吗？我躲开了。
（三）
第二次来宁城，是因为出差。要处理的事情不多，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空闲的。宾馆离宁城广场不远，我收拾一下就往那里走去。天空阴沉，风吹来还有点儿冷。来宁城前，温度还在二十多度，我穿贴身牛仔裤和薄外套就可以了。谁知冷空气连夜南下，陡降十来度，我很后悔没有多带件衣服来。广场上大妈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跳舞，小孩子穿着旱冰鞋在滑行。与广场隔街而望的专卖店橱窗里五彩的灯光亮起，沿街排开的法国梧桐树掌状叶片上托着路灯的黄光。走着走着，我的影子愈来愈小，到了路灯杆下缩成一团，像一个孤零零的球。这只球滚动，抽长，伸展成人形。走到广场边上的悬铃木间，风刮起，我感觉马上要被吹飞。随风而至的沙粒嗖嗖飞打过来。周遭的人群笃定地行走在广场上，灰色的鸽群唰地飞起，向我这边而来。广场中央的大钟显示是下午六点一刻。我找了张椅子坐下，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我来了。
那次回来后，我心里恹恹的，他打电话我找借口说了几句话就挂了，他发短信我也不愿意回。之前那些日子像是发了高烧一样，现在烧退下来，该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了，白天上班，晚上培训，双休日宅在家里看电视。偶尔收到他的短信：“天气冷了，记得加衣服。”再或者是：“今天我又走在那天我们走过的路上，我很想你。你想我吗？”你想我，我想你，我早在几次恋爱中厌倦了这样的游戏，现在不想，也不愿意投入这场游戏中。还有一次他发短信说：“我生病了。”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儿感冒发烧。”知道了没什么大碍，我让他吃药打针，就想挂了，他连忙说：“不要挂好吗？”我说：“嗯，还有什么事儿？”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儿颤抖，“我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情，你才会这样吧。”我没有说话。“都是我不好。”他的声音很轻柔，我忽然心生愧疚起来，“你挺好的。不要这么说自己。”他说等一下，马上就挂机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又打了过来：“我看你把那个免费通话业务停了，还是我给你打吧。”他说一句，我说一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是说。
他的声音在电话里还是那么好听，但是他不愿意多说，要我说。我一直习惯做他的听众，突然要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等了等问：“你今天上班怎么样？”我说：“还好啊。”他再说：“那客户有没有为难你？”我说：“有啊，一个美国客户很难搞。”他问我怎么难搞，我就给他讲。讲完这个客户，我又讲起新西兰的另外一个客户。我把房间的大灯关上，只开了床边的柔光灯，把胖胖熊枕头垫在身后，舒舒服服地摊开身子说话。他说自己也在床上躺着呢。我说每天坐的公交车总是晚点，说周日去爬山没有带水，结果渴得要死，我说了各种琐碎的事情，说到手机快没电了，一看已经凌晨两点了——我们说了三个小时的话。他说：“好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好。保重身体。”挂了电话，很快他的短信来了，“刚才去阳台看了看天，好多星星。”我回复他：“都感冒还跑出去，赶紧睡吧。”他说：“睡不着。不过还是听你的，晚安，好梦。”那晚我也失眠了，脑子里嗡嗡的，感觉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
广场上的大钟显示晚七点，我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