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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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高贵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布克哈特在其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如痴如狂的好古之风，那些后世被我们目为巨匠的大师，常常为了一本不容易得到的古代残篇而欣喜若狂，城邦之间甚至会为了一个古代英雄的遗物或者墓地而发动战争。（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其勇敢、智能、荣誉和尊严。）就此观之，或许我们就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做春秋而能够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司马迁敢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撰写过分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遗弃了史家的眼界和史书的灵魂，成为材料的堆集或者教条的阐释，那双本应被史家视为生命的“自然”的眼睛昏昏欲睡。历史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却表现出一种妇人似的懦弱。
网友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没有专业史家的匠气，写的灵动活泼，并且对古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此而言，实在值得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学习。伯牛兄并没有排比史料，也没有做意识形态的纠缠，却能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天京城下，可谓难得。本书所处理的主题之一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的殊死搏斗，或许我们大略回顾一下有关战争的讨论，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会有所裨益。
在现代，战争，这个被修昔底德称为人类所能从事的“最伟大的运动”，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事情，至少是一桩原本可以避免的残暴、愚蠢的罪行。对于战争和暴力，我们的民族向来没有好勇斗狠的偏执，却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抵制，喜好炫耀强力的人，往往被描写成莽夫和蠢汉，是逞匹夫之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并非每个民族都这么想，除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称颂以及古罗马的赫赫战功，连托克维尔也说：“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还有更甚者，比如日本的武士把配刀看的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而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剑乃是天国与地狱的钥匙”。
在中国人看来，战争行为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国之大事，未祀与戎”，孙子也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军队，中国人愿意赋予它更多的政治意涵，期望成就“仁人之兵，王者之师。”于是在战争面前，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犹疑、恐惧，只有到了最后的关头，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诉诸于武力。再加上对“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片面曲解，于是“自古知兵非好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成为治兵打仗的要诀，这种对武力的审慎态度和对其作用的清醒判断是文明和智慧的表征，但是也常常使我们在暴力和压迫面前轻易让步，不管具体的历史情景如何，主动采用战争的手段总是非常艰难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常常记住了“不战”，而忘记了“屈人之兵”，忘记了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于你的意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说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不过，对于以战争致胜的可靠性的不信任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祖先在被迫面对战争的时候，却也并不心慈手软，甚至直白的出人意料。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这是兵家所能做的最简洁最吓人的宣言了。中国的儒者士绅并非从来都是像宋明理学兴盛以后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平时袖手言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在中国古人的治国理念当中，已爵禄赏有功之人，使将士用命效死，是帝国稳固、天下太平的基本要求，有人说这是法家以利诱天下的权谋，其实儒家的贤哲也持有同样的洞见，他们在讲“隆礼”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讲“效功
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撰写过分深陷于概念、名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遗弃了史家的眼界和史书的灵魂，成为材料的堆集或者教条的阐释，那双本应被史家视为生命的“自然”的眼睛昏昏欲睡。历史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却表现出一种妇人似的懦弱。
网友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没有专业史家的匠气，写的灵动活泼，并且对古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就此而言，实在值得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学习。伯牛兄并没有排比史料，也没有做意识形态的纠缠，却能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天京城下，可谓难得。本书所处理的主题之一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的殊死搏斗，或许我们大略回顾一下有关战争的讨论，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会有所裨益。
在现代，战争，这个被修昔底德称为人类所能从事的“最伟大的运动”，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事情，至少是一桩原本可以避免的残暴、愚蠢的罪行。对于战争和暴力，我们的民族向来没有好勇斗狠的偏执，却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抵制，喜好炫耀强力的人，往往被描写成莽夫和蠢汉，是逞匹夫之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并非每个民族都这么想，除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称颂以及古罗马的赫赫战功，连托克维尔也说：“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还有更甚者，比如日本的武士把配刀看的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而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剑乃是天国与地狱的钥匙”。
在中国人看来，战争行为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不可儿戏视之。“国之大事，未祀与戎”，孙子也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军队，中国人愿意赋予它更多的政治意涵，期望成就“仁人之兵，王者之师。”于是在战争面前，我们有时候会非常犹疑、恐惧，只有到了最后的关头，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诉诸于武力。再加上对“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的片面曲解，于是“自古知兵非好战，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成为治兵打仗的要诀，这种对武力的审慎态度和对其作用的清醒判断是文明和智慧的表征，但是也常常使我们在暴力和压迫面前轻易让步，不管具体的历史情景如何，主动采用战争的手段总是非常艰难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常常记住了“不战”，而忘记了“屈人之兵”，忘记了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于你的意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说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不过，对于以战争致胜的可靠性的不信任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祖先在被迫面对战争的时候，却也并不心慈手软，甚至直白的出人意料。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这是兵家所能做的最简洁最吓人的宣言了。中国的儒者士绅并非从来都是像宋明理学兴盛以后那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平时袖手言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在中国古人的治国理念当中，已爵禄赏有功之人，使将士用命效死，是帝国稳固、天下太平的基本要求，有人说这是法家以利诱天下的权谋，其实儒家的贤哲也持有同样的洞见，他们在讲“隆礼”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讲“效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