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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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着冰冷的褐色光芒，舌头像在血水中泡过一样，鲜红鲜红的。虎毛可真厚啊，闪着金黄色的亮光。老虎摇头或者伸脖子的时候，虎皮上的黑斑纹就会荡漾开去。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虎的耳朵竟然那么小，不比狗耳朵大多少。老虎身上的味道真难闻，一股尿臊气。
老虎一天要吃十斤羊肉，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想要老虎不掉膘，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面对这老虎，王沪平有些胆怯。换了谁也会如此。沪平可是个棒小伙：高个、宽肩膀、肌肉发达，微笑时眼睛里闪着梦眯眯的光。他有一个外号叫作“王子”，我认为他当之无愧—他是我们木基市最帅的小伙子。一个姑娘跟我说，只要他在周围，她的眼睛就开始泪汪汪的。另一个女孩说，他只要一同她讲话，她的心就咚咚直跳，脸红得像熟透了的红苹果。这些姑娘说得真真假假，我弄不清。
重新拍摄的前几天，余导演给了沪平一本薄薄的小书让他读。人家余导演以前在上海的电影学校里当过讲师，他给沪平的书叫《老人与海》，是个美国作家写的，可我记不住那人的名字了。
余导对沪平说：“人不是天生的失败者，不管是鲨鱼还是老虎都不能战胜他。”
“明白了。”沪平说。
我最欣赏沪平的就是这点。他不光英俊，而且有文化，不是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人家看的是严肃的文学书，知识水平高。不像我们只会看画报和小人书。他如果不喜欢一本小说，就会说：“这根本就不是文学。”另外，他还武艺高超，尤其擅长螳螂拳。去年冬天，有天晚上他回宿舍的路上遇见四个劫道的流氓，他们要他留下钱包，他却赤手空拳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还把为首的流氓拖到了附近的民兵治安指挥部。报纸上都登了他的英勇事迹，我们一致推选他为剧团里的先进个人。
重拍的那天早上有风，天空布满了乌云。两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剧组的全体人马拉到了城外四公里的一个橡树林子边上。我们卸下装老虎的笼子，把摄像机架好，舞美人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布置场景，几个制片助理还拔了一些齐腰高的茅草铺在地上，使地面显得平整一些。几个服装员和化妆师围着沪平，给他穿戏服和上妆。虎笼两边各站一个驯兽师，手里端着麻醉枪。
余导演在摄像机后面来回踱步。拍摄这样的场景是不能重复的，必须一次成功。
剧组的卫生员拿出一个矮粗的酒坛子，里面是我们本地产的“白焰”老白干。卫生员倒了满满一碗递给沪平。他一句话没说，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周围的人默默地看着。他的脸红扑扑的，在变幻的阳光下看起来特别精神。一只黑蚊子落在他下颌上他也懒得去赶。
拍摄工作准备就绪。一个驯兽师用麻醉枪在老虎的屁股上刺了一下。余导演举手在沪平的脸前高声说：“一定要进入角色。记住，在镜头前面，你就不是王沪平了。你是打虎英雄武松，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记住了。”沪平说完，右拳狠狠在左掌上一捶。他脚蹬一双高腰皮靴，背后插一根哨棒。
余导演的目光徐徐扫过人群，大声命令各就各位。几个人冲他点点头。
“开始！”导演一声令下。
虎笼被打开了，老虎蹿了出来，昂然抖抖一身的锦毛。它张开血盆大口，四颗长长的尖牙闪着寒光。老虎嗅着地面，原地兜着圈子，沪平脚步坚实地朝它走去。老虎怒吼一声，跃跃欲扑，但是我们的英雄镇定从容，从身后抽出哨棒，仍旧脚步不停。当他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地方时，这咆哮的畜生突然纵身一跃，向他扑去。沪平使出全身力气抡起哨棒狠击虎头。老虎晃了晃，又勐扑过去。沪平闪身一旁，一棒又击在老虎侧背。这一下把老虎打得在地上滚出几步远。沪平跟了过去，继续棒打虎背和虎头。老虎转身兜回来，眼里放射凶光。看来他把老虎惹急了，人虎之间要有一场恶斗。
沪平的哨棒前半截咔嚓断裂，他就像故事里的武松那样，把手里的半截棒子一丢。老虎又扑了上来，抓住了他的裤脚，一下把裤子撕开了个大口子，然后又跃起来咬沪平的脖子。我们的英雄用双拳连击虎头，把老虎打到一旁，但是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踉跄几步险些跌倒。
“继续打！”余导演向沪平大叫。
我站在一棵榆树后面，紧张地揉搓前胸。
“推上去，推得再近一点。”导演命令摄影师。
沪平从侧面勐踢老虎，老虎掉过头来又向他扑去。沪平一闪躲过，一拳打中老虎脖子。这时候，麻醉药开始起作用了，老虎有点摇晃，一下子蹲坐在后腿上。它还想竭力站起来，但是朝前挣扎了几下，终于瘫倒在地上。我们的英雄一下子跃上虎背，死命地捶打虎头。老虎像死了一样，根本没有反应，只有那条尾巴偶尔在草地上扫动两下。但是沪平仍然不住地提起虎头又按下去，弄得老虎满脸满嘴都是土。
“停！”余导演喊了一声。两个制片助理走上去从失去知觉的老虎背上把沪平搀下来。余导演走过去对沪平说：“我们这场戏的时间算得不太准确，老虎死得太早了。”
“我打死了老虎！我是真正的打虎英雄！”沪平像吵架一样地喊叫着。他双拳紧握在腰际，沙哑着嗓子放声大笑，双脚跺地扬起了细细的尘土。
人们围上去给他披衣擦汗，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沪平好像歇斯底里一样笑个不停。“我打死了老虎！我打死了老虎！”他喊叫着，双目闪闪放光。
老虎一天要吃十斤羊肉，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想要老虎不掉膘，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面对这老虎，王沪平有些胆怯。换了谁也会如此。沪平可是个棒小伙：高个、宽肩膀、肌肉发达，微笑时眼睛里闪着梦眯眯的光。他有一个外号叫作“王子”，我认为他当之无愧—他是我们木基市最帅的小伙子。一个姑娘跟我说，只要他在周围，她的眼睛就开始泪汪汪的。另一个女孩说，他只要一同她讲话，她的心就咚咚直跳，脸红得像熟透了的红苹果。这些姑娘说得真真假假，我弄不清。
重新拍摄的前几天，余导演给了沪平一本薄薄的小书让他读。人家余导演以前在上海的电影学校里当过讲师，他给沪平的书叫《老人与海》，是个美国作家写的，可我记不住那人的名字了。
余导对沪平说：“人不是天生的失败者，不管是鲨鱼还是老虎都不能战胜他。”
“明白了。”沪平说。
我最欣赏沪平的就是这点。他不光英俊，而且有文化，不是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人家看的是严肃的文学书，知识水平高。不像我们只会看画报和小人书。他如果不喜欢一本小说，就会说：“这根本就不是文学。”另外，他还武艺高超，尤其擅长螳螂拳。去年冬天，有天晚上他回宿舍的路上遇见四个劫道的流氓，他们要他留下钱包，他却赤手空拳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还把为首的流氓拖到了附近的民兵治安指挥部。报纸上都登了他的英勇事迹，我们一致推选他为剧团里的先进个人。
重拍的那天早上有风，天空布满了乌云。两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剧组的全体人马拉到了城外四公里的一个橡树林子边上。我们卸下装老虎的笼子，把摄像机架好，舞美人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布置场景，几个制片助理还拔了一些齐腰高的茅草铺在地上，使地面显得平整一些。几个服装员和化妆师围着沪平，给他穿戏服和上妆。虎笼两边各站一个驯兽师，手里端着麻醉枪。
余导演在摄像机后面来回踱步。拍摄这样的场景是不能重复的，必须一次成功。
剧组的卫生员拿出一个矮粗的酒坛子，里面是我们本地产的“白焰”老白干。卫生员倒了满满一碗递给沪平。他一句话没说，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周围的人默默地看着。他的脸红扑扑的，在变幻的阳光下看起来特别精神。一只黑蚊子落在他下颌上他也懒得去赶。
拍摄工作准备就绪。一个驯兽师用麻醉枪在老虎的屁股上刺了一下。余导演举手在沪平的脸前高声说：“一定要进入角色。记住，在镜头前面，你就不是王沪平了。你是打虎英雄武松，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记住了。”沪平说完，右拳狠狠在左掌上一捶。他脚蹬一双高腰皮靴，背后插一根哨棒。
余导演的目光徐徐扫过人群，大声命令各就各位。几个人冲他点点头。
“开始！”导演一声令下。
虎笼被打开了，老虎蹿了出来，昂然抖抖一身的锦毛。它张开血盆大口，四颗长长的尖牙闪着寒光。老虎嗅着地面，原地兜着圈子，沪平脚步坚实地朝它走去。老虎怒吼一声，跃跃欲扑，但是我们的英雄镇定从容，从身后抽出哨棒，仍旧脚步不停。当他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地方时，这咆哮的畜生突然纵身一跃，向他扑去。沪平使出全身力气抡起哨棒狠击虎头。老虎晃了晃，又勐扑过去。沪平闪身一旁，一棒又击在老虎侧背。这一下把老虎打得在地上滚出几步远。沪平跟了过去，继续棒打虎背和虎头。老虎转身兜回来，眼里放射凶光。看来他把老虎惹急了，人虎之间要有一场恶斗。
沪平的哨棒前半截咔嚓断裂，他就像故事里的武松那样，把手里的半截棒子一丢。老虎又扑了上来，抓住了他的裤脚，一下把裤子撕开了个大口子，然后又跃起来咬沪平的脖子。我们的英雄用双拳连击虎头，把老虎打到一旁，但是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踉跄几步险些跌倒。
“继续打！”余导演向沪平大叫。
我站在一棵榆树后面，紧张地揉搓前胸。
“推上去，推得再近一点。”导演命令摄影师。
沪平从侧面勐踢老虎，老虎掉过头来又向他扑去。沪平一闪躲过，一拳打中老虎脖子。这时候，麻醉药开始起作用了，老虎有点摇晃，一下子蹲坐在后腿上。它还想竭力站起来，但是朝前挣扎了几下，终于瘫倒在地上。我们的英雄一下子跃上虎背，死命地捶打虎头。老虎像死了一样，根本没有反应，只有那条尾巴偶尔在草地上扫动两下。但是沪平仍然不住地提起虎头又按下去，弄得老虎满脸满嘴都是土。
“停！”余导演喊了一声。两个制片助理走上去从失去知觉的老虎背上把沪平搀下来。余导演走过去对沪平说：“我们这场戏的时间算得不太准确，老虎死得太早了。”
“我打死了老虎！我是真正的打虎英雄！”沪平像吵架一样地喊叫着。他双拳紧握在腰际，沙哑着嗓子放声大笑，双脚跺地扬起了细细的尘土。
人们围上去给他披衣擦汗，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沪平好像歇斯底里一样笑个不停。“我打死了老虎！我打死了老虎！”他喊叫着，双目闪闪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