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窗小札1963》

明窗小札1963
作者：金庸
内容简介
《明窗小札1963》本书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3篇社论、时评与漫谈等杂文。涉及内容包括：明报的立场与原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古巴的导弹危机，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困，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东欧的求变和困境，文艺创新与争议，生态与环保，各国的世态与风情，社会趣闻与传奇等等。 金庸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论文字，一直没有结集出版。两年前，金庸秘书受命搜集、整理金庸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1962年12月开笔，持续到1968年10月，除1967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 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

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位读者写信来问我：“你所看到的这许多外国新闻资料，是从哪里来的？”答复是这样：买来的。当然是买的，难道这是偷来的不成？这位读者的意思，大概是问我从什么地方买来的。那些主要的报纸杂志，例如《纽约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展望》等等，我是向西书铺订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有远东航空版，香港售价是每期两元，如果长期订，价钱就便宜得多。以《时代周刊》为例，我一次过订阅五年，只需一百九十五元，每期合到七角五分，只是市价的四分之一。
英美杂志的长期订阅价目，往往比零售便宜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广告。美国大公司刊登广告，最重视一家杂志的订户多少，总销数尚在其次。大概他们以为订户是固定读者，生活稳定，是广告的良好对象，西方国家杂志以广告收入为主，往往越销得多， 经济上越是没有好处。为了争取广告他们便以极大的折扣争取长期订户。
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一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那报贩是一位中年女子，见我是熟客仔，后来不反对我东翻西翻。逢到跑马日，她往往还笑嘻嘻的说几句：“老板，今日发财！”
我经常购买的报纸，最贵的是《泰晤士报星期刊》，在英国卖六便士（港币四角），香港西书店里却卖七元五角。这主要是航空邮费，还有一部分是利润。我相信利润一定要相当大，因为我见书店中常常存着卖不去的旧报。那份报纸很厚，航空邮费实在不便宜，只要有一份卖不掉，书店便颇有损失了。
在一月六日的《泰晤士报星期刊》中，有一篇该报驻北京记者若克·马苟斯（Jacque Marcuse）所写的报导，描写中共大陆上一般中层阶级者的生活。这位马苟斯先生是老北京，中国通，又是长驻的记者，他的观察当然比走马看花式的外国访客要深入得多。只是他身在北京，所写的报导如果太得罪中共，势必要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免有请他自动松人之虞，因此笔下留情之处，也可想而知。但一般说来，这篇报导态度颇为客观，又想到七元五角买一份报，血本有关，明天我在这专栏中译出，以供读者们欣赏，乘机也可回收成本。

从明报起价说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
新春假期中，大批香港客到澳门去玩，其中有不少是本报的“死党”。结果澳门的明报被炒起了价，一般是卖到三毫子一份，最抢手时更炒到每份五毫。这是好几位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的。他们说，一般的香港报都没有起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那便是经济学中简单的“供求律”。顾客的需要增加了，但供应量没有增加，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提高。但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每件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以一份报纸为例，其中的劳动量包括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造纸工人、造印刷机工人、造油墨工人、写稿者、记者、编辑、校对、报贩、经理等等的劳动总和，报纸卖得贵了，超过了它本身的劳动量，所贵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被人剥削了。
因此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局认为一斤米、一匹布应该值多少钱，便定多少价。供应不足便没有货，人民便买不到。他们用行政命令来限制，而不是用起价的办法来限制。
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明报希望销得多，固然是报纸的影响扩大了，在经济上，那便是每一份报纸的成本减低，利润增加。“利润”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不大清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非你不经营企业，否则自街边的咸脆花生档，以至“某某学校有限公司”，都非注重利润不可，否则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