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窗小札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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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前批评过赫鲁晓夫，所以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进行卑鄙的报复私仇。”一九六〇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中除下鞋子来猛击桌子。在这时期中，他又对狄托表示十分友好。这种情况在《参考资料》中，都有详细叙述，中国的干部们知道之后，对赫鲁晓夫便很瞧不起，这大大的便于中共日后所进行的反赫运动。
谈《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饮茶，谈到了明报的立场、作风和做法的各种问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主张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以积极中立的态度，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过得幸福！这是明报的读者们都能了解的。但你们显得有些摇摆不定，以《自由谈》为例，你们刊登任何一派的思想和见解，到底你们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是什么呢？各方面的文章都登，不是容易造成混乱么？”
关于这问题，金庸兄和我向这几位朋友谈了很久。我们认为，当前世界上的大问题之一，在于偏执，不能容忍；在于迷信某一种教条，缺乏科学精神。《自由谈》所刊登的稿件，主要是谈事实，而不是谈思想和意见，即使是表白某一种意见，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辨别来稿所写的内容是真的还是捏造的。当然我们的判断很可能发生错误，如果一篇文章的作者技巧很高，那我们就会被骗过了。但广大读者的眼睛，那是决不能被骗过的。不久我们就会得到反映，《自由谈》上就会刊出辩驳和讨论。容忍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相信这是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
《自由谈》发刊之初的征稿启事中，曾说：车大炮的文章只要车得精彩，也是欢迎的。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证明我们起初把这个刊物的作用估计得太低了。我们起初以为，可以在这刊物中登些谈笑风生的、幽默风趣的文字，这刊物可以是介乎文艺性和政治性之间。可是《自由谈》出版几期之后，立刻证明我们从前的想法错了。明报的读者们要求严肃的讨论事实，反对车大炮。读者们可以从近来《自由谈》的稿件中看出来，香港人并不如一般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个个醉生梦死，只是追求金钱、享乐，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完全不加关心。我每天阅读数十份来稿，由于篇幅有限，这些稿件大部分无法刊出，但我个人是每一个字都详细读过了的。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些投稿者虽然生活在香港，可是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弱于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同胞。
《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的。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一次和朋友们闲谈，大家觉得海外缺少一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比较高级的杂志。香港出版的杂志很多，销路最好的是电影画报与妇女家庭刊物。其次是《武侠与历史》之类的小说杂志，更其次是《野马》、《蓝皮书》之类的侦探小说杂志。至于政治性的、文艺性的杂志，销数都是少得可怜，能够长期维持的实在很少。政治杂志不是极左，便是极右。因为是存心作政治宣传，读起来就觉乏然无味。像我们这种既非共党人士、又非忠贞人士的知识分子，便没有什么合适的经常阅读的杂志。
在海外，既能供给知识，又能刺激思想的杂志，目前主要是外文的。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便于阅读外文。而这些外文杂志所谈论的问题，往往又不是中国读者所十分感觉兴趣的。例如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是一本很好的知识分子刊物，但它最近主要的兴趣所在，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那便如何如何。它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人民公社和中苏争执，在熟悉本国事务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了无新意，便是不着边际。
明报的知识分子读者越来越多，在读者的来信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纸办得更高级些，《自由谈》中多登一些学术文章。但报纸毕竟是一种通俗的读物，在报纸上讨论哲学思想、历史问题等等，终究是不适宜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适当时候，由明报出版一本很正派的、比较高级的刊物。在政治上，它仍是严守明报那种独立自由、不偏不倚的风格，但刊登一些正规的文艺创作，批评散文、学术论文、政治思想。办到两三年后，如果一切顺利，如果它的质素能不断提高，如果明报的业务能够发展，有能力支付相当高的稿费，说不定我们能约到海外最优秀的学者来给它写稿。
大陆上与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予以转载，例如大陆哲学家关锋先生最近对庄子所作的研究，吴世昌教授对红楼梦的研究，台湾蒋匀田先生关于现代政治学的新作。我们还可刊载一些赵无极先生在巴黎新作的绘画照片，或者李政道先生在纽约生活的近况等等。
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许这梦想将来终于能变成事实，或许，过得三年四年，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谈时，仍旧会感叹海外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中文杂志。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谈《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饮茶，谈到了明报的立场、作风和做法的各种问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主张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以积极中立的态度，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过得幸福！这是明报的读者们都能了解的。但你们显得有些摇摆不定，以《自由谈》为例，你们刊登任何一派的思想和见解，到底你们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是什么呢？各方面的文章都登，不是容易造成混乱么？”
关于这问题，金庸兄和我向这几位朋友谈了很久。我们认为，当前世界上的大问题之一，在于偏执，不能容忍；在于迷信某一种教条，缺乏科学精神。《自由谈》所刊登的稿件，主要是谈事实，而不是谈思想和意见，即使是表白某一种意见，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辨别来稿所写的内容是真的还是捏造的。当然我们的判断很可能发生错误，如果一篇文章的作者技巧很高，那我们就会被骗过了。但广大读者的眼睛，那是决不能被骗过的。不久我们就会得到反映，《自由谈》上就会刊出辩驳和讨论。容忍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相信这是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
《自由谈》发刊之初的征稿启事中，曾说：车大炮的文章只要车得精彩，也是欢迎的。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证明我们起初把这个刊物的作用估计得太低了。我们起初以为，可以在这刊物中登些谈笑风生的、幽默风趣的文字，这刊物可以是介乎文艺性和政治性之间。可是《自由谈》出版几期之后，立刻证明我们从前的想法错了。明报的读者们要求严肃的讨论事实，反对车大炮。读者们可以从近来《自由谈》的稿件中看出来，香港人并不如一般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个个醉生梦死，只是追求金钱、享乐，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完全不加关心。我每天阅读数十份来稿，由于篇幅有限，这些稿件大部分无法刊出，但我个人是每一个字都详细读过了的。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些投稿者虽然生活在香港，可是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弱于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同胞。
《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做到了的。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一次和朋友们闲谈，大家觉得海外缺少一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比较高级的杂志。香港出版的杂志很多，销路最好的是电影画报与妇女家庭刊物。其次是《武侠与历史》之类的小说杂志，更其次是《野马》、《蓝皮书》之类的侦探小说杂志。至于政治性的、文艺性的杂志，销数都是少得可怜，能够长期维持的实在很少。政治杂志不是极左，便是极右。因为是存心作政治宣传，读起来就觉乏然无味。像我们这种既非共党人士、又非忠贞人士的知识分子，便没有什么合适的经常阅读的杂志。
在海外，既能供给知识，又能刺激思想的杂志，目前主要是外文的。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便于阅读外文。而这些外文杂志所谈论的问题，往往又不是中国读者所十分感觉兴趣的。例如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是一本很好的知识分子刊物，但它最近主要的兴趣所在，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那便如何如何。它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人民公社和中苏争执，在熟悉本国事务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了无新意，便是不着边际。
明报的知识分子读者越来越多，在读者的来信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纸办得更高级些，《自由谈》中多登一些学术文章。但报纸毕竟是一种通俗的读物，在报纸上讨论哲学思想、历史问题等等，终究是不适宜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适当时候，由明报出版一本很正派的、比较高级的刊物。在政治上，它仍是严守明报那种独立自由、不偏不倚的风格，但刊登一些正规的文艺创作，批评散文、学术论文、政治思想。办到两三年后，如果一切顺利，如果它的质素能不断提高，如果明报的业务能够发展，有能力支付相当高的稿费，说不定我们能约到海外最优秀的学者来给它写稿。
大陆上与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予以转载，例如大陆哲学家关锋先生最近对庄子所作的研究，吴世昌教授对红楼梦的研究，台湾蒋匀田先生关于现代政治学的新作。我们还可刊载一些赵无极先生在巴黎新作的绘画照片，或者李政道先生在纽约生活的近况等等。
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许这梦想将来终于能变成事实，或许，过得三年四年，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谈时，仍旧会感叹海外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中文杂志。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