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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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
【注释】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