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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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第六章

鸦片的宿命(6)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熟悉、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然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第七章

尘归尘,土归土(1)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市区并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合肥市中心向东,小车一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公路的两边,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车子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夏天,烈日灼人。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热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牛粪的臊味。

我们一直问着路寻觅而去。令我们感到希奇的是,竟有许多人不知道李鸿章。他们对我们的问话频频摇着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鸿章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与100多年前那个大人物的关系。一个老者在听到我们的问询后,竟然反问道:李鸿章我怎么不知道,是那个财主吧?让我们哭笑不得。当年,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在岁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过100多年之后,却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类最以为是的荣光和功名,是经不起时间的腐蚀的,时间能将一切都濯洗得干干净净,就像海水冲刷沙滩,能将所有的一切荡涤抹平。

快到磨店乡政府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个骑

摩托车的年轻人那里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确切方位。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名叫于湾的村落同样荒凉而破落,村子里的房屋七零八落,一点秩序都没有。刚进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损的旗杆石、石鼓等。我一边用相机拍摄,一边想像当年村落的格局。问及村里人这里有什么与李鸿章有关的遗迹时,村里人说,当年李鸿章的父母曾合葬在这里,但现在墓已不在了。他们还说,以前这里有一个李家祠堂,很大,后来全拆了,现在改建成小学。在学校里,还有几株李鸿章种下的树。

因为是暑假时间,于湾小学的大门已锁上了。我们找到了保管钥匙的人家,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见我们想看李家祠堂的遗址,便带着她的儿子为我们开门。一进大门,便见到操场的右边有两株茁壮的树。据介绍,它们正是当年李家祠堂门口的众多树中的两株。在学校的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株老树,这株老树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非常漂亮。这种树叫望春树,来自日本,一般都是种在神社当中的。据说,这株树是李鸿章70岁那一年,夫人赵小莲死后,时任清国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4株名贵的望春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