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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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策略。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博弈双方在大部分时间段里都在玩一种刺刀见红的零和游戏。一方想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到最后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只是一个空荡荡的“零”。对于局中人而言，被欲望之火煮沸的精神与肉体，也成了一副徒有其表的空架子。
历史是人书写的，准确地说是人性书写的。人性是什么？也就是人身上与性情有关的要件，是炼丹炉里的那把火。历史的演进过程，一再昭明，人生来就带着社会的种种俗气与遗传赋予的种种缺陷，在这个世上掀风浪、造孽缘，酿苦果而不知悔改，撞南墙而不知折返。他们将权力视若神明，一声芝麻开门，欲望滚滚而来。有利益就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斗争就有或明或暗的规则，有规则就有权力寻租。比如说，官家集团的当家人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把任人唯贤，以人为本摆在台面上，但是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生来就知道布衣暖、菜根香、故人亲，这就很容易形成谁忠诚，谁跟自己交情深就用谁的潜规则。对于权力者而言，要实现自我的发展壮大，又舍不掉“任人唯贤”这根金线，线上是显规则，线下是潜规则，各遵守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谁比谁更适合的问题，或许这一秒是潜，下一秒就是显。如果完全走“潜”字路线，很有可能自己的权力王国有一天会因人才凋敝而走向衰亡。可是作为生命个体，在权力的运作中完全不掺杂一丝感情色彩，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精明如曾国藩之流，也只有通过明暗两条线的博弈来求取和谐。翻阅中国历史，历史上一些能够强大的帝国，基本上都达到了人性和制度之间的博弈均衡。
在中国人多以为“当下就是现代性，我们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奥卡姆剃刀”，用我一面之辞的伪深刻发出一串串历史拷问。
序 言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那么延伸到中国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历史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踩出了路。而想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张无形的巨网里游刃有余，就必须抓住“生存之道”这个头绪。个人求生存的道路上有崇高的温暖的一面，也有卑劣的和冷酷的一面。而在适者生存的荒原上，唯有强者，才能赢得生存的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残酷铁律。
我始终认为历史不是孤立的现象，现象是会相通的，现象是会开口说话的。当时间成为历史的凶手，现象就会成为板上钉钉的呈堂证供，人所共知。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跳出历史去看历史，那么我们没有发言权，既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更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历史现象也就成了一个被活活憋死的哑巴。吴思先生总结出了一个官场“潜规则”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近年来，“潜规则”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得出奇，大有被用滥之势。这也说明古代社会的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却又为人所默认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无意拿潜规则再来说事，只是在这里尝试着从古代社会的源头出发，去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形态。中国人讲究“百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文化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源代码，很多现象只是无关痛痒的瞎热闹。潜文化形态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既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那我们就绕不开古代文化中的潜意识形态。
之所以能坚持将这本书写下来，不是因为权力的空洞炫目，而是因为历史的言之凿凿。翻阅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五千年中华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古代官场史，一部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的衙门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翻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汉后期，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唯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精英荟萃的官场之上，精英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权力。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权谋成为一种基因正以显形和潜形方式渗透到古代官场的权力文化中，并获得了生生不息的超强遗传能力。
这本书是我一直想写，但一直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没有拾笔。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决定把自己埋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里，也同时把这个世界的春暖花开关在了窗外。我决定尝试着去开启一段历史的文化苦旅，当我选择在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而不是在电脑前敲下第一个字，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原生态的书写，而不是闭着眼的电脑盲打。三十五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好的年华，对我而言也是开启一个男人话语时代的最佳时刻。除了书写和叙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没有谁能阻挡，我对书写的向往。作为一个书写者，我能
历史是人书写的，准确地说是人性书写的。人性是什么？也就是人身上与性情有关的要件，是炼丹炉里的那把火。历史的演进过程，一再昭明，人生来就带着社会的种种俗气与遗传赋予的种种缺陷，在这个世上掀风浪、造孽缘，酿苦果而不知悔改，撞南墙而不知折返。他们将权力视若神明，一声芝麻开门，欲望滚滚而来。有利益就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斗争就有或明或暗的规则，有规则就有权力寻租。比如说，官家集团的当家人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把任人唯贤，以人为本摆在台面上，但是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生来就知道布衣暖、菜根香、故人亲，这就很容易形成谁忠诚，谁跟自己交情深就用谁的潜规则。对于权力者而言，要实现自我的发展壮大，又舍不掉“任人唯贤”这根金线，线上是显规则，线下是潜规则，各遵守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谁比谁更适合的问题，或许这一秒是潜，下一秒就是显。如果完全走“潜”字路线，很有可能自己的权力王国有一天会因人才凋敝而走向衰亡。可是作为生命个体，在权力的运作中完全不掺杂一丝感情色彩，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精明如曾国藩之流，也只有通过明暗两条线的博弈来求取和谐。翻阅中国历史，历史上一些能够强大的帝国，基本上都达到了人性和制度之间的博弈均衡。
在中国人多以为“当下就是现代性，我们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奥卡姆剃刀”，用我一面之辞的伪深刻发出一串串历史拷问。
序 言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那么延伸到中国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历史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踩出了路。而想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张无形的巨网里游刃有余，就必须抓住“生存之道”这个头绪。个人求生存的道路上有崇高的温暖的一面，也有卑劣的和冷酷的一面。而在适者生存的荒原上，唯有强者，才能赢得生存的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残酷铁律。
我始终认为历史不是孤立的现象，现象是会相通的，现象是会开口说话的。当时间成为历史的凶手，现象就会成为板上钉钉的呈堂证供，人所共知。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跳出历史去看历史，那么我们没有发言权，既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更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历史现象也就成了一个被活活憋死的哑巴。吴思先生总结出了一个官场“潜规则”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近年来，“潜规则”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得出奇，大有被用滥之势。这也说明古代社会的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却又为人所默认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无意拿潜规则再来说事，只是在这里尝试着从古代社会的源头出发，去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形态。中国人讲究“百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文化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源代码，很多现象只是无关痛痒的瞎热闹。潜文化形态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既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那我们就绕不开古代文化中的潜意识形态。
之所以能坚持将这本书写下来，不是因为权力的空洞炫目，而是因为历史的言之凿凿。翻阅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五千年中华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古代官场史，一部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的衙门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翻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汉后期，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唯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精英荟萃的官场之上，精英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权力。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权谋成为一种基因正以显形和潜形方式渗透到古代官场的权力文化中，并获得了生生不息的超强遗传能力。
这本书是我一直想写，但一直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没有拾笔。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决定把自己埋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里，也同时把这个世界的春暖花开关在了窗外。我决定尝试着去开启一段历史的文化苦旅，当我选择在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而不是在电脑前敲下第一个字，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原生态的书写，而不是闭着眼的电脑盲打。三十五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好的年华，对我而言也是开启一个男人话语时代的最佳时刻。除了书写和叙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没有谁能阻挡，我对书写的向往。作为一个书写者，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