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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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寻找宝石粉。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外省的批评家们大概就学于一些专门学校，求教于我完全不知晓的教师爷，这些人头朝下读书，所以他们全是一些色盲症患者，只能分出黑与白，而彩虹和童话般的斑斓色彩他们的视力根本就难以辨明。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中，尤其是在电影中，人人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谈论起所有问题都是咄咄逼人、自命不凡，使得你不免觉得自己太贫乏、太落后，没有能够掌握“新事物”，难以企及“高峰”；也时常冒出来一个导演，推出的电影或者剧作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代表作”的水平，拋到银幕上的货色竟是矫揉造作得令人肉麻的东方杂耍表演，挂起来的美术作品竟仍然是“早晨”主题的翻版，画框里硬塞进某一个“伟大”人物，又一个“布加乔夫性格”闯入生活当中，于是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领会艺术的水平，“积累”文化素质的水平便裸露无遗了。
但历朝历代人总是人，人们渴望倾心交谈的需求从来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消失。就算作家自己是“牧师和教士”，可是自白的渴念，特别是尖锐地感到孤独的老年作家具有的自由的渴念，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世界里熬煎着这些老人们，迫使他们寻找与对话者交谈的种种新的途径。最近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作家开始通过短篇札记——短文——来同读者交流，这并非偶然，这样可以更快地接触到为生活所迫而整日工作、疲于奔命的当代读者。产生了邦达列夫的《瞬间》、克鲁平的《种子》、别洛夫的《和谐》、索洛乌欣的《掌上珠玑》、扬吉·布雷利的《玻璃画》、科茹霍娃的《零陵香》，更多的还有一般的“微型散文”或者“抒情散文”，风格更为大胆泼辣和技艺更为高超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把它们称作“散文诗”。事实上屠格涅夫并没有表现出大胆的性格，倒是他的出版人更大胆些，是出版人给这位经典作家的短小精品冠以如此美妙的名字，作家也只能同意他，就如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经常不假思索地同意“给我们提示并且教训我们”的人一样。
在会见时和通信中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树号？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为了避免作出解释，《树号》的第一版印发行时我曾经加了一个副标题：“微型短篇小说”。这其实并不准确。真正的短篇小说在书中极少，其他作品——短文——并不能称作短篇小说，应当说它们不属于任何体裁，不受已有的文学形式的束缚。
树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东西，人人知晓。这是用斧子或其他利器在树上砍出的记号。开发者或者原始森林里的人砍下一个个树号，为的是从远处就可以看见树干上的记号，在泰加林里行走时，循着一个树号走向另一个树号，常常会走出小径，走出大路。有的地方，在树号的尽头会出现冬营地、居民点，随后会发展成为村落、城镇。
在俄罗斯的不同地方，在树上作记号的叫法也各不相同。在西伯利亚叫树号。在有人烟的森林里和至今仍未采伐的森林里现在也还使用这种树号，这指的是森林经营者、猎手、地质学家以及在森林里游荡的人们、探险者、沉郁的偷猎者和喜欢恶作剧的不安分的旅游者。
泰加林各处的这种称呼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之中，久久难以忘怀。现在，当我回忆起循着“树号”远征的过程时，心律仍然失常。我的心抽搐着，跳到了发干的喉咙眼里；我曾经用被蚊虻叮肿了的嘴唇呼吸空气，而嘴里全是蚊蚋和蠓虫的碎末。它们搅成一团，让人既喘不过气来，又从口里吐不出去，笼罩着一种对命运的驯顺，迟钝的、像死亡一样的驯顺，甚至连猛兽也没有力量反抗这种汹涌澎湃的力量，这种看来渺小却又十分可怕的力量。
我们以劳动组合的形式在离伊加尔卡河五十俄里处捕鱼，这条河离卡拉希诺村不远，这个小村现在已经从叶尼塞河岸上消失了。仲夏时节叶尼塞河上很少能够捕到鱼，我的那位坐不住的爸爸、时常想入非非的爸爸和他的副手商定要到人迹罕至的湖泊里去捕鱼，以便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
叶尼赛河附近的大小湖泊里渔产丰富，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小牛犊纵然要价便宜，运输可要花大价钱”，爸爸以为自己头脑灵活，聪明过人：“看，周围全是渔民，谁也没有想到要到湖里去捕鱼，正是我想出了这个主意！”
离河岸不远确实有那么一个湖。大概有五俄里远。湖水很深，湖心有个小岛，湖呈楔形，一面岸上生长着茂密的红松林，另一面岸边便是冻土带、苔藓和遍地的野果、浆果。
晴朗明丽的日子里这条湖显得格外亲切，它友好地敞开心扉，似乎已经一生一世地恭候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贵客，今天它终于等到了我们，让数不尽的白鲑鱼进入我们的试验用渔网，以至于捕鱼者的狂热迷惑住了劳动组合所有人的理智。
我们造了一架木筏，修了一个简陋的小窝棚，棚顶是用红松枝和一层薄薄的苔草搭成的。
总是有人或有什么事情使我们耽搁下来，迟迟不能去叶尼塞河边捕鱼。只是到了七月底，我们劳动组合的四个人——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半大孩子——才启程奔向这个朝思暮想的小湖。
仲夏时永久冻木带开始“解冻”，飞蚊遍地，湖水里浓重的湿气和树木腐烂的气息弥漫，空气显得黏稠，肉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外省的批评家们大概就学于一些专门学校，求教于我完全不知晓的教师爷，这些人头朝下读书，所以他们全是一些色盲症患者，只能分出黑与白，而彩虹和童话般的斑斓色彩他们的视力根本就难以辨明。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中，尤其是在电影中，人人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谈论起所有问题都是咄咄逼人、自命不凡，使得你不免觉得自己太贫乏、太落后，没有能够掌握“新事物”，难以企及“高峰”；也时常冒出来一个导演，推出的电影或者剧作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代表作”的水平，拋到银幕上的货色竟是矫揉造作得令人肉麻的东方杂耍表演，挂起来的美术作品竟仍然是“早晨”主题的翻版，画框里硬塞进某一个“伟大”人物，又一个“布加乔夫性格”闯入生活当中，于是乎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领会艺术的水平，“积累”文化素质的水平便裸露无遗了。
但历朝历代人总是人，人们渴望倾心交谈的需求从来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消失。就算作家自己是“牧师和教士”，可是自白的渴念，特别是尖锐地感到孤独的老年作家具有的自由的渴念，在我们这个忙碌的世界里熬煎着这些老人们，迫使他们寻找与对话者交谈的种种新的途径。最近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作家开始通过短篇札记——短文——来同读者交流，这并非偶然，这样可以更快地接触到为生活所迫而整日工作、疲于奔命的当代读者。产生了邦达列夫的《瞬间》、克鲁平的《种子》、别洛夫的《和谐》、索洛乌欣的《掌上珠玑》、扬吉·布雷利的《玻璃画》、科茹霍娃的《零陵香》，更多的还有一般的“微型散文”或者“抒情散文”，风格更为大胆泼辣和技艺更为高超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把它们称作“散文诗”。事实上屠格涅夫并没有表现出大胆的性格，倒是他的出版人更大胆些，是出版人给这位经典作家的短小精品冠以如此美妙的名字，作家也只能同意他，就如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经常不假思索地同意“给我们提示并且教训我们”的人一样。
在会见时和通信中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树号？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为了避免作出解释，《树号》的第一版印发行时我曾经加了一个副标题：“微型短篇小说”。这其实并不准确。真正的短篇小说在书中极少，其他作品——短文——并不能称作短篇小说，应当说它们不属于任何体裁，不受已有的文学形式的束缚。
树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东西，人人知晓。这是用斧子或其他利器在树上砍出的记号。开发者或者原始森林里的人砍下一个个树号，为的是从远处就可以看见树干上的记号，在泰加林里行走时，循着一个树号走向另一个树号，常常会走出小径，走出大路。有的地方，在树号的尽头会出现冬营地、居民点，随后会发展成为村落、城镇。
在俄罗斯的不同地方，在树上作记号的叫法也各不相同。在西伯利亚叫树号。在有人烟的森林里和至今仍未采伐的森林里现在也还使用这种树号，这指的是森林经营者、猎手、地质学家以及在森林里游荡的人们、探险者、沉郁的偷猎者和喜欢恶作剧的不安分的旅游者。
泰加林各处的这种称呼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之中，久久难以忘怀。现在，当我回忆起循着“树号”远征的过程时，心律仍然失常。我的心抽搐着，跳到了发干的喉咙眼里；我曾经用被蚊虻叮肿了的嘴唇呼吸空气，而嘴里全是蚊蚋和蠓虫的碎末。它们搅成一团，让人既喘不过气来，又从口里吐不出去，笼罩着一种对命运的驯顺，迟钝的、像死亡一样的驯顺，甚至连猛兽也没有力量反抗这种汹涌澎湃的力量，这种看来渺小却又十分可怕的力量。
我们以劳动组合的形式在离伊加尔卡河五十俄里处捕鱼，这条河离卡拉希诺村不远，这个小村现在已经从叶尼塞河岸上消失了。仲夏时节叶尼塞河上很少能够捕到鱼，我的那位坐不住的爸爸、时常想入非非的爸爸和他的副手商定要到人迹罕至的湖泊里去捕鱼，以便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
叶尼赛河附近的大小湖泊里渔产丰富，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小牛犊纵然要价便宜，运输可要花大价钱”，爸爸以为自己头脑灵活，聪明过人：“看，周围全是渔民，谁也没有想到要到湖里去捕鱼，正是我想出了这个主意！”
离河岸不远确实有那么一个湖。大概有五俄里远。湖水很深，湖心有个小岛，湖呈楔形，一面岸上生长着茂密的红松林，另一面岸边便是冻土带、苔藓和遍地的野果、浆果。
晴朗明丽的日子里这条湖显得格外亲切，它友好地敞开心扉，似乎已经一生一世地恭候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贵客，今天它终于等到了我们，让数不尽的白鲑鱼进入我们的试验用渔网，以至于捕鱼者的狂热迷惑住了劳动组合所有人的理智。
我们造了一架木筏，修了一个简陋的小窝棚，棚顶是用红松枝和一层薄薄的苔草搭成的。
总是有人或有什么事情使我们耽搁下来，迟迟不能去叶尼塞河边捕鱼。只是到了七月底，我们劳动组合的四个人——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半大孩子——才启程奔向这个朝思暮想的小湖。
仲夏时永久冻木带开始“解冻”，飞蚊遍地，湖水里浓重的湿气和树木腐烂的气息弥漫，空气显得黏稠，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