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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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篮吐拚铝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篮吐拚铝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