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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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记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应该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胡适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里的旅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许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公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对于荣誉博士学位,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适如此行事,却也不脱书生本色,单纯得可爱。又据时人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


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做官,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国民政府,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被骗参加总统候选


1947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力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美国则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便想在华扶植“第三势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容纳“自由主义分子”。为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借国民党“行宪”之机,极力怂恿胡适出来竞选总统。1948年1月中旬,同样得到美国支持并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适,劝其“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但胡适却表示:“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为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计就计,表示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为此,3月30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命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胡适一直摇摆不定。


蒋介石见胡适犹豫不决,决定于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这使胡适受宠若惊,终于上了圈套,答应了蒋的请求。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提名人选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并明确表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①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③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⑤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为此,蒋介石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我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协助总统以实现宪法中之民主原则。为国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应竞选总统。此不仅为谦让之故,而是诚恳之信心。总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