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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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利益，他也是胸有成竹的。从传统上说，莱姆教区的教徒属低教会派，大家对这位牧师很满意。他讲道的时候妙语连珠，充满激情，手法娴熟。他的教堂里没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苦像、各种偶像、各种装饰和天主教的其他一切弊端。波尔坦尼太太向他提出来世的生活理论时，他不与之争辩，因为进项并不可观的教区牧师是不会和有钱的信徒斗嘴的。波尔坦尼太太应他的要求打开自己钱包的程度，大约相当于她雇用十三个仆人所支付的薪水的数量。前一年冬天（是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四次流行霍乱，大量人员死亡），波尔坦尼太太身体有点不舒服，牧师登门探望的次数和医生一样多。医生反复向她保证，她只是胃功能有一点小紊乱，并非那种可怕的东方致命瘟疫。
波尔坦尼太太不是笨女人。她对实际问题十分敏锐。她的未来归宿，正如与她的舒适有关的一切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如果让她想象出上帝的具体形象，他的面貌和韦林顿公爵差不多，但是他的性格更像一个精明的律师，而波尔坦尼太太对律师是极为尊敬的。她躺在卧室里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数学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她，她不得不反复进行思考：上帝衡量一个人行善的程度，是以他实际上已经奉献多少为标准，还是以他有能力奉献多少为标准。在这方面，她掌握的数据比牧师还要准确。她已经奉献给教会不少钱，但是她知道，按规定，诚心想进天堂的人必须奉献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她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诚然，她已经调整了遗嘱，以保证在她死后能很好地还清这笔欠账，可是到宣读遗嘱的时候，上帝也许不能到场。另外，在她生病期间，费尔利太太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时候，刚巧选读了“寡妇的奉献”。波尔坦尼太太一向认为那寓言对她很不公平。现在，这寓言压在她的心上比肠炎杆菌停留在她肠子里的时间还要长。在她康复过程中，有一天，牧师来看望她表示关心，她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省。起初，牧师想帮助她消除精神顾虑。
“我亲爱的太太，你的想法很危险。造物主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仁慈——或他的公正。”
“要是他问我是否问心无愧呢？”
牧师笑了：“你可以回答，你的良心深受折磨。上帝有无限的同情心，他会——”
“倘若他不这样做呢？”
“我亲爱的波尔坦尼太太，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不能不责备你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主的同情心。”
一阵静默。波尔坦尼太太和牧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同时面对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社会地位不如她，他的一日三餐、他的教堂维持正常运作的一大部分经费，甚至他在物质上救济穷苦人时所需的费用，都依赖她的资助。另一个是上帝的代表，她必须对之顶礼膜拜。因此，她对他的态度往往是怪异的、前后不一的。一会儿不屑，一会儿敬仰，有时竟会在一句话中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要是可怜的弗雷德里克还活着那该多好。他会给我出主意。”
“那当然。但是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也差不离，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知道他是基督徒，而我的话是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
“他的死对我是一个警告，一种惩罚。”
牧师神情严肃地望了她一眼：“你可要当心，我亲爱的太太，要当心啊。人是不可以轻易侵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她随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世上的牧师都无法向她解释她的丈夫为何早逝。只有她和上帝知道。这个奥秘有如一块黑色的蛋白石，有时像严肃的征兆，光芒四射，有时又像为她尚未赎清的罪而付出的一笔账。
“我做过奉献，但是我还没有做过善事。”
“奉献就是最大的善事。”
“我不如科顿太太。”
她突然把话题转到世俗的事情上来，牧师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以前跟她有过接触，深知波尔坦尼太太尚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在那种特定的虔诚行为方面已远远落后。科顿太太居住在莱姆镇背后数英里处，一向以乐善好施闻名。她常常去看望穷苦人，主持传教会，她为失足妇女建立收容所——收容所里对忏悔要求十分严格，被她的马格达伦社收容的多数妇女，只要一有机会，便又都爬回罪孽的渊薮中去。但是波尔坦尼太太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她对“悲剧”还有一个更加粗鄙的说法毫不知晓一样。
牧师咳了一声：“科顿太太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此话犹如火上浇油——对于这一点他显得并非不觉得。
“我应该出去看望穷苦人。”
“这太好了。”
“不过这样东跑西颠地去看望别人之后总是让我感到苦恼。”牧师对此显得爱莫能助，“我知道这是我的邪恶。”
“言重了，言重了。”
“是的。很邪恶。”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牧师在考虑自己的一小时以后的晚餐；波尔坦尼太太则在反省自己的邪恶。后来，她以罕见的胆怯提出摆脱自己这一困境的妥协方案。
“如果你得知哪位有教养的女子身陷逆境……”
“你的意图我还不太明白。”
“我想找个侍伴。我现在写字很困难。费尔利太太的朗读能力很差。我很乐意为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提供一个家。”
“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波尔坦尼太太从自己提出的投身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大胆义举后退了一
波尔坦尼太太不是笨女人。她对实际问题十分敏锐。她的未来归宿，正如与她的舒适有关的一切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如果让她想象出上帝的具体形象，他的面貌和韦林顿公爵差不多，但是他的性格更像一个精明的律师，而波尔坦尼太太对律师是极为尊敬的。她躺在卧室里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数学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她，她不得不反复进行思考：上帝衡量一个人行善的程度，是以他实际上已经奉献多少为标准，还是以他有能力奉献多少为标准。在这方面，她掌握的数据比牧师还要准确。她已经奉献给教会不少钱，但是她知道，按规定，诚心想进天堂的人必须奉献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她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诚然，她已经调整了遗嘱，以保证在她死后能很好地还清这笔欠账，可是到宣读遗嘱的时候，上帝也许不能到场。另外，在她生病期间，费尔利太太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时候，刚巧选读了“寡妇的奉献”。波尔坦尼太太一向认为那寓言对她很不公平。现在，这寓言压在她的心上比肠炎杆菌停留在她肠子里的时间还要长。在她康复过程中，有一天，牧师来看望她表示关心，她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省。起初，牧师想帮助她消除精神顾虑。
“我亲爱的太太，你的想法很危险。造物主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仁慈——或他的公正。”
“要是他问我是否问心无愧呢？”
牧师笑了：“你可以回答，你的良心深受折磨。上帝有无限的同情心，他会——”
“倘若他不这样做呢？”
“我亲爱的波尔坦尼太太，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不能不责备你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主的同情心。”
一阵静默。波尔坦尼太太和牧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觉得自己同时面对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社会地位不如她，他的一日三餐、他的教堂维持正常运作的一大部分经费，甚至他在物质上救济穷苦人时所需的费用，都依赖她的资助。另一个是上帝的代表，她必须对之顶礼膜拜。因此，她对他的态度往往是怪异的、前后不一的。一会儿不屑，一会儿敬仰，有时竟会在一句话中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要是可怜的弗雷德里克还活着那该多好。他会给我出主意。”
“那当然。但是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也差不离，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知道他是基督徒，而我的话是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的。”
“他的死对我是一个警告，一种惩罚。”
牧师神情严肃地望了她一眼：“你可要当心，我亲爱的太太，要当心啊。人是不可以轻易侵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她随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世上的牧师都无法向她解释她的丈夫为何早逝。只有她和上帝知道。这个奥秘有如一块黑色的蛋白石，有时像严肃的征兆，光芒四射，有时又像为她尚未赎清的罪而付出的一笔账。
“我做过奉献，但是我还没有做过善事。”
“奉献就是最大的善事。”
“我不如科顿太太。”
她突然把话题转到世俗的事情上来，牧师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以前跟她有过接触，深知波尔坦尼太太尚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在那种特定的虔诚行为方面已远远落后。科顿太太居住在莱姆镇背后数英里处，一向以乐善好施闻名。她常常去看望穷苦人，主持传教会，她为失足妇女建立收容所——收容所里对忏悔要求十分严格，被她的马格达伦社收容的多数妇女，只要一有机会，便又都爬回罪孽的渊薮中去。但是波尔坦尼太太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她对“悲剧”还有一个更加粗鄙的说法毫不知晓一样。
牧师咳了一声：“科顿太太是我们大家的好榜样。”此话犹如火上浇油——对于这一点他显得并非不觉得。
“我应该出去看望穷苦人。”
“这太好了。”
“不过这样东跑西颠地去看望别人之后总是让我感到苦恼。”牧师对此显得爱莫能助，“我知道这是我的邪恶。”
“言重了，言重了。”
“是的。很邪恶。”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牧师在考虑自己的一小时以后的晚餐；波尔坦尼太太则在反省自己的邪恶。后来，她以罕见的胆怯提出摆脱自己这一困境的妥协方案。
“如果你得知哪位有教养的女子身陷逆境……”
“你的意图我还不太明白。”
“我想找个侍伴。我现在写字很困难。费尔利太太的朗读能力很差。我很乐意为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提供一个家。”
“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波尔坦尼太太从自己提出的投身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大胆义举后退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