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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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可是,你如果拿着这样的诗,去请一位高明的演员或播音员,把它朗诵一遍,最好再带上一些表情,那就很可能还会博得一部分听众的掌声。可惜现在没有苏东坡对这种现象当面给以批评。
这里必须说明,我近年来还是读到了许多好的新诗,象上边说的很不好的新诗当然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苏东坡的评语本来是针对着中国的旧体诗来说的,他无法预见我们的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应该更多地从旧体诗词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那末,我们现在的旧体诗词水平如何呢?除了几位领导同志的作品以外,一般说来情况也很不妙。最突出的现象是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往往不合格律。这就很成问题。而且,诗意也往往是很浅薄的。这就越发成问题了。按照苏东坡的评语,如果没有什么诗意,就连三分诗也不象了;再加上不合格律,当然很难读上口,那就连七分读都不可能了。这正如宋代的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读不顺口,叹气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由此可见旧诗词是很讲究格律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诗词的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太厉害了,必须打破它,创造符合于我们现代要求的新格律。这个主张我不反对,并且我同样主张要建立新的格律诗。但是,要不是建立新的格律,如何建立它,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既然还没有新格律,而你又喜欢写旧诗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杨大眼的耳读法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q的《醉翁窈事》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