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样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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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都显出惊讶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在给照片分类，他坐在长沙发上，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最后，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
“您为什么要做这事？”
那天晚上，他仿佛突然对我做这事感到困惑。我回答他说，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他耸了耸肩。
“看到这些照片，我无法忍受……”
他的口气变得严肃，我从未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说话：
“您要知道，老弟，这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仿佛都是悔恨……最好一扫而光……”
他使用正宗的法国熟语，如“化圆为方”或“一扫而光”，语气就变得铿锵有力。
他当时四十四岁，我现在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是想把“这一切”全都忘掉，想要患上遗忘症……但是，他的情绪并非总是这样。确实，在每张照片背面，他都写有详细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日期，照片上男人或女人的名字，甚至加上某些评语。我对他指出了这点。
“我当时想必跟您一样细心……但我已发生很大变化，自从……”
电话铃响，他像平时那样对我说：
“您跟他们说我不在家……”
是女人的声音。她已好几次打来电话。是个名叫妮科尔的女人。
接电话的总是我。冉森甚至不想知道打来电话的人的名字。我想象他当时独自坐在长沙发的一端，听着在寂静中接连响起的铃声。
4
◆◆◆ ◆◆◆
有时，门铃响起。冉森请我决不要开门，因为“人们”——他使用这个模煳的词——进门后会在摄影室等他。每次门铃响，我都躲在长沙发后面，外面的人透过临街的玻璃门洞就不会看到我。突然，我感到自己是撬锁进入摄影室的，我担心按门铃的人会发现里面有个可疑的人，会到最近的警察分局去报警。
“最后的方阵”，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来跟他联系。确实，我发现总是同样几个人。那个妮科尔，还有“迈恩多夫夫妇”，就像冉森说的那样：男人或女人都要冉森“尽快回电”。我在一张纸上记下这些名字，并交给了他，尽管他对此毫不在乎。我在回忆别的事时想起这样一张纸，纸上写有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的名字，以及常常打电话来的其他两人的名字：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
冉森说“最后的方阵”，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在前几年已逐渐缩小。我最终明白，罗伯特·卡帕以及不久后科莱特·洛朗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生活产生了裂痕。
5
◆◆◆ ◆◆◆
关于科莱特·洛朗，我知之甚少。她出现在冉森的许多照片上，但他提到她时总是语焉不详。
二十年后，我得知我小时候曾遇到过这个女人，我本来可以跟冉森谈谈她。但当时我没能在那些照片上认出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一种香味、褐色头发以及悦耳的声音，她当时问我上课是否很用功。就这样，有些巧合没有被我们看出，有些人曾在我们生活中多次出现，而我们甚至并未觉察到。
有一年春天，距离我认识冉森的那个春天很远，我当时十几岁，我跟母亲一起走，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遇到一个女人。我们走得很慢，我母亲在跟这个女人说话。她们说的话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夜中，但我记得那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和她的名字：科莱特。后来我听说她在国外旅行时死得不明不白，这使我感到震惊。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一生中的这两个时刻才联系起来：在圣纪尧姆街街角的那天下午和我去拜访冉森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在时间中并非是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联系，那就是科莱特·洛朗，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冉森十分重要，她生前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她年纪轻轻就来到巴黎，来自遥远的外省。
刚才，我试图想象她来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那天跟今天的日子相像，阵雨之后天气暂时晴朗。来自大西洋的风吹得树枝摆动，吹得雨伞上的布翻过来。行人都躲在一个个大门口。可以听到海鸥的叫声。沿着奥斯特利茨滨河街，明亮的阳光照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和植物园的栅栏上。她第一次穿过这座被大雨洗刷过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她刚到达里昂火车站。
?
还有一个回忆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也涉及科莱特·洛朗。我父母在那年夏天租下多维尔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是在共和国大街附近。科莱特·洛朗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她显得十分疲倦。她关在小客厅里，接连睡了两天。我母亲和我低声说话，以免把她吵醒。
她醒来的那天早晨，想带我去海滩。我走在她的旁边，在拱廊下走着。走到克莱芒·马罗书店，我们穿过马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不是继续笔直朝海滩走，而是把我带到王家旅馆。在旅馆门口，她对我说：
“你去问柜台前的先生，是否有科莱特的信……”
我走进门厅，含煳不清地问门房“是否有科莱特的信”。他似乎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他递给我一只很大、很厚的栗色信封，信封上用蓝墨水写有她的名字：科莱特。
我走出旅馆，把信封交给她。她打开信封，朝里面看了看。我今天还在想，这信封里装着什么。
然后，她带我一直走到海滩。我们坐在太阳酒吧旁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那个时间，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其他人。
6
◆◆◆ ◆◆◆
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
“您为什么要做这事？”
那天晚上，他仿佛突然对我做这事感到困惑。我回答他说，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他耸了耸肩。
“看到这些照片，我无法忍受……”
他的口气变得严肃，我从未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说话：
“您要知道，老弟，这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仿佛都是悔恨……最好一扫而光……”
他使用正宗的法国熟语，如“化圆为方”或“一扫而光”，语气就变得铿锵有力。
他当时四十四岁，我现在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是想把“这一切”全都忘掉，想要患上遗忘症……但是，他的情绪并非总是这样。确实，在每张照片背面，他都写有详细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日期，照片上男人或女人的名字，甚至加上某些评语。我对他指出了这点。
“我当时想必跟您一样细心……但我已发生很大变化，自从……”
电话铃响，他像平时那样对我说：
“您跟他们说我不在家……”
是女人的声音。她已好几次打来电话。是个名叫妮科尔的女人。
接电话的总是我。冉森甚至不想知道打来电话的人的名字。我想象他当时独自坐在长沙发的一端，听着在寂静中接连响起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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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门铃响起。冉森请我决不要开门，因为“人们”——他使用这个模煳的词——进门后会在摄影室等他。每次门铃响，我都躲在长沙发后面，外面的人透过临街的玻璃门洞就不会看到我。突然，我感到自己是撬锁进入摄影室的，我担心按门铃的人会发现里面有个可疑的人，会到最近的警察分局去报警。
“最后的方阵”，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来跟他联系。确实，我发现总是同样几个人。那个妮科尔，还有“迈恩多夫夫妇”，就像冉森说的那样：男人或女人都要冉森“尽快回电”。我在一张纸上记下这些名字，并交给了他，尽管他对此毫不在乎。我在回忆别的事时想起这样一张纸，纸上写有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的名字，以及常常打电话来的其他两人的名字：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
冉森说“最后的方阵”，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在前几年已逐渐缩小。我最终明白，罗伯特·卡帕以及不久后科莱特·洛朗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生活产生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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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莱特·洛朗，我知之甚少。她出现在冉森的许多照片上，但他提到她时总是语焉不详。
二十年后，我得知我小时候曾遇到过这个女人，我本来可以跟冉森谈谈她。但当时我没能在那些照片上认出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一种香味、褐色头发以及悦耳的声音，她当时问我上课是否很用功。就这样，有些巧合没有被我们看出，有些人曾在我们生活中多次出现，而我们甚至并未觉察到。
有一年春天，距离我认识冉森的那个春天很远，我当时十几岁，我跟母亲一起走，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遇到一个女人。我们走得很慢，我母亲在跟这个女人说话。她们说的话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夜中，但我记得那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和她的名字：科莱特。后来我听说她在国外旅行时死得不明不白，这使我感到震惊。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一生中的这两个时刻才联系起来：在圣纪尧姆街街角的那天下午和我去拜访冉森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在时间中并非是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联系，那就是科莱特·洛朗，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冉森十分重要，她生前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她年纪轻轻就来到巴黎，来自遥远的外省。
刚才，我试图想象她来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那天跟今天的日子相像，阵雨之后天气暂时晴朗。来自大西洋的风吹得树枝摆动，吹得雨伞上的布翻过来。行人都躲在一个个大门口。可以听到海鸥的叫声。沿着奥斯特利茨滨河街，明亮的阳光照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和植物园的栅栏上。她第一次穿过这座被大雨洗刷过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她刚到达里昂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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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回忆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也涉及科莱特·洛朗。我父母在那年夏天租下多维尔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是在共和国大街附近。科莱特·洛朗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她显得十分疲倦。她关在小客厅里，接连睡了两天。我母亲和我低声说话，以免把她吵醒。
她醒来的那天早晨，想带我去海滩。我走在她的旁边，在拱廊下走着。走到克莱芒·马罗书店，我们穿过马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不是继续笔直朝海滩走，而是把我带到王家旅馆。在旅馆门口，她对我说：
“你去问柜台前的先生，是否有科莱特的信……”
我走进门厅，含煳不清地问门房“是否有科莱特的信”。他似乎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他递给我一只很大、很厚的栗色信封，信封上用蓝墨水写有她的名字：科莱特。
我走出旅馆，把信封交给她。她打开信封，朝里面看了看。我今天还在想，这信封里装着什么。
然后，她带我一直走到海滩。我们坐在太阳酒吧旁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那个时间，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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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