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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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b>
<b>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b>
<b>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b>
<b>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b>
<b>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b>
<b>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
<b>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b>
<b>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b>
<b>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b>
<b>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b>
<b>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