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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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向两班（士族）征税。他的执政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外却采取攘夷、锁国主义，严厉镇压基督教。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江华条约》已缔结五年，而日本公使馆是前一年才开设的，被朝鲜军队和汉城贫民一举烧毁。
公使花房义质从长崎向外相井上馨呈上一份报告：
本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暴徒数百人，突然袭击公使馆，矢石弹丸横飞，馆舍被纵火焚烧。竭力防守七小时，政府援军却始终未到。冲开一角，直奔王宫，而城门紧闭。不得已撤至仁川府。休息间，又遭该府兵卒袭击，巡查二人当场死亡，三人负伤，此外尚有死伤。突围后从济物浦登船。二十六日在南洋（南阳之误）而遇英吉利测量船“弗莱因夫西斯号”，备受款待，伤员亦安抵长崎。据闻，二十三日暴徒同时袭击王宫及闵台镐、闵谦镐两家。鉴于仁川之不测，釜山、元山等处亦不可疏忽。护卫舰“磐城号”现在元山，另一舰已派往釜山，担当护卫，并探听京城事态及国王、政府之安危。近藤书记官、水野大尉等二十四人已到长崎，堀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花房义质
七月三十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于长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堀本中尉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军官，在下都监（日本式军事训练所）负责训练朝鲜军。
“堀本久居下都监，最为韩人所憎……”
正如《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当地人认为下都监是官兵失业的原因，堀本成了众矢之的。那天，他没在公使馆，正在下都监。民众向他投掷石块，他头扎抹额，拔刀迎战。不意被人绕到身后，用棍棒击伤右手，战刀落地。一人拾起战刀，将他砍死。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3
“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
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
“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江华条约》已缔结五年，而日本公使馆是前一年才开设的，被朝鲜军队和汉城贫民一举烧毁。
公使花房义质从长崎向外相井上馨呈上一份报告：
本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暴徒数百人，突然袭击公使馆，矢石弹丸横飞，馆舍被纵火焚烧。竭力防守七小时，政府援军却始终未到。冲开一角，直奔王宫，而城门紧闭。不得已撤至仁川府。休息间，又遭该府兵卒袭击，巡查二人当场死亡，三人负伤，此外尚有死伤。突围后从济物浦登船。二十六日在南洋（南阳之误）而遇英吉利测量船“弗莱因夫西斯号”，备受款待，伤员亦安抵长崎。据闻，二十三日暴徒同时袭击王宫及闵台镐、闵谦镐两家。鉴于仁川之不测，釜山、元山等处亦不可疏忽。护卫舰“磐城号”现在元山，另一舰已派往釜山，担当护卫，并探听京城事态及国王、政府之安危。近藤书记官、水野大尉等二十四人已到长崎，堀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花房义质
七月三十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于长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堀本中尉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军官，在下都监（日本式军事训练所）负责训练朝鲜军。
“堀本久居下都监，最为韩人所憎……”
正如《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当地人认为下都监是官兵失业的原因，堀本成了众矢之的。那天，他没在公使馆，正在下都监。民众向他投掷石块，他头扎抹额，拔刀迎战。不意被人绕到身后，用棍棒击伤右手，战刀落地。一人拾起战刀，将他砍死。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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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
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
“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