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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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毁坏了大量的书籍，禁止许多电影上演，搜查了所有的图书馆。他们还取消了国际新闻，尽力在广播中塞满他们的节目，以便取代外台广播，以致把语言滥用到不再像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语言。他们还废除教会、剧院、杂志、出版社、科学学会以及其他文化社团，甚至把这座城市街道上古老的鹅卵石都连根拔起来”。主人公选择了留下，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便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忽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对一种更具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渴望。他用“幽默”（它的背后是智慧）来对抗“荒诞”（它的背后是邪恶），“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之间选择你认为比较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孔的文章的钥匙。否则，仅仅是抱着“好玩”的态度来读老孔的文章，你只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47楼207》相比，《空山疯语》中的文章更有分量也更耐读，除了妙语连珠的短文以外，有不少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长文。如《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百年回眸看女装》、《金庸小说情海拾贝》等，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功力苦力。所谓“慧眼慧心”，是指他独具只眼，善于在他人忽略的地方挖掘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来；所谓“功力苦力”，是指他有坐“冷板発”的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淘出粒粒金沙来。老孔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是性情文章，他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発，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我同意老孔的这一观点，也敬佩他在日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的学院里，为了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正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老孔的学术文章，有材料、有文采、有观点、有思想、有感情，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与时下那些故弄玄虚、半文言半英文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孔有两个“情人”（这点师母早就知道，我也不妨在此公之于众）。一是北大，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两个“情人”（不过，我爱金庸，更爱古龙）。尤其是对北大的爱，我们心心相印。正如老孔所说：“我们对北大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感情，在各自的许多文章里，写到了这座永恒的校园。
当然，老孔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就像他在《送余杰序》中所说的，“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例如，他在《毛选的人格魅力》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倾向，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师生情、朋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近曰到老孔家做客，老孔已经开始命令四岁的小孔背他们孔家家传的宝典《论语》了。可是，不安分的小孔背了几句，就溜出门去找邻居家的小女孩玩去了。老孔对小孔的早熟很生气，我劝他说，此乃“好色而不淫也”，这是你们老祖宗说的。而我心里悄悄想，这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欲知老孔是否真是如此，看官请读正文。
1999年丨10月28日于京西燕园
第一辑 空山疯语
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
我不幽默
《47楼207》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非正品”，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而且三十多岁了，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难见真的人”。可是书出版之后，居然一片褒扬之声，偶有几句批评，听着也非常善意。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所到之处，读者的热情和真率简直令我无法承受。每到大学演讲，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我的书写得很一般，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么激动，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大学都“白念了”，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坏书太多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
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包装”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幽默”问题上，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褒也幽默，贬也幽默，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不幽默的就是“水分”。近日各地报刊约稿，也指定要“幽默文章”。我一生最大弱点，就是不愿拂人之意。可是
与《47楼207》相比，《空山疯语》中的文章更有分量也更耐读，除了妙语连珠的短文以外，有不少一气呵成、气贯长虹的长文。如《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百年回眸看女装》、《金庸小说情海拾贝》等，显示出老孔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的慧眼慧心、功力苦力。所谓“慧眼慧心”，是指他独具只眼，善于在他人忽略的地方挖掘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来；所谓“功力苦力”，是指他有坐“冷板発”的功夫，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淘出粒粒金沙来。老孔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是性情文章，他曾经说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発，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以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我同意老孔的这一观点，也敬佩他在日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的学院里，为了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正如陈平原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学者应当具备“人间情怀”，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的学术。老孔的学术文章，有材料、有文采、有观点、有思想、有感情，甚至连高中生都能够读懂，与时下那些故弄玄虚、半文言半英文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孔有两个“情人”（这点师母早就知道，我也不妨在此公之于众）。一是北大，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两个“情人”（不过，我爱金庸，更爱古龙）。尤其是对北大的爱，我们心心相印。正如老孔所说：“我们对北大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感情，在各自的许多文章里，写到了这座永恒的校园。
当然，老孔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同意。就像他在《送余杰序》中所说的，“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例如，他在《毛选的人格魅力》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倾向，我不仅不赞同，而且还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师生情、朋友谊，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近曰到老孔家做客，老孔已经开始命令四岁的小孔背他们孔家家传的宝典《论语》了。可是，不安分的小孔背了几句，就溜出门去找邻居家的小女孩玩去了。老孔对小孔的早熟很生气，我劝他说，此乃“好色而不淫也”，这是你们老祖宗说的。而我心里悄悄想，这一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欲知老孔是否真是如此，看官请读正文。
1999年丨10月28日于京西燕园
第一辑 空山疯语
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
我不幽默
《47楼207》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非正品”，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而且三十多岁了，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难见真的人”。可是书出版之后，居然一片褒扬之声，偶有几句批评，听着也非常善意。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所到之处，读者的热情和真率简直令我无法承受。每到大学演讲，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我的书写得很一般，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么激动，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大学都“白念了”，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坏书太多了。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
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包装”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幽默”问题上，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褒也幽默，贬也幽默，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不幽默的就是“水分”。近日各地报刊约稿，也指定要“幽默文章”。我一生最大弱点，就是不愿拂人之意。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