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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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共和国”的政体性质，它只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我爱共和国”，那并不意味着你爱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只说明你不爱君主专制，爱民主选举。
其次，有些国名中不含“共和国”字样的国家，其政体性质也是共和国。比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时，大量使用的就是“共和国”的概念。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学校教材，就叫做《共和国民教科书》。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法学意义在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政体上的共和国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笼统地歌颂“共和国”，那将意味着歌颂封建王朝结束以来的所有岁月，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其中的“中华民国”还包括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中华民国等等。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1949年建立的国家，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俗称可以叫“新中国”，如果叫“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可以，但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头几年，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好像是从《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开始，“共和国”一词时髦起来。在写歌作诗等特殊语境中，偶尔这样一用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是许多主持人，还有领导干部，一口一个“共和国”，实在令人费解。用“共和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不妥，代替“中国”或“祖国”就更加不妥，因为“中国”和“祖国”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不爱封建时代的政体，但封建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仍然是热爱的。所以我希望举国上下慎用“共和国”一词。也许我说晚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惯性已经彻底强暴了“共和国”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我们这个人人怕提意见，大家都等着领导来解决一切的国度里，我也只好寄希望于哪位负责的“共和国领导”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组织专家研讨一下，不要再让那些追逐时髦语汇的人们顺口胡说下去了。特别是到了国庆大典上，千万不要喊什么“共和国万岁”否则就太让人遗憾，太让人笑话了。
（此文发表于《中华儿女》号外。）
人文学者的道义
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19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度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将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20世纪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一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
其次，有些国名中不含“共和国”字样的国家，其政体性质也是共和国。比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时，大量使用的就是“共和国”的概念。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学校教材，就叫做《共和国民教科书》。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法学意义在于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而政体上的共和国性质并没有改变。如果笼统地歌颂“共和国”，那将意味着歌颂封建王朝结束以来的所有岁月，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其中的“中华民国”还包括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中华民国、汪精卫政府的中华民国等等。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1949年建立的国家，准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俗称可以叫“新中国”，如果叫“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可以，但应该知道，新中国的开头几年，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好像是从《血染的风采》那首歌开始，“共和国”一词时髦起来。在写歌作诗等特殊语境中，偶尔这样一用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是许多主持人，还有领导干部，一口一个“共和国”，实在令人费解。用“共和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不妥，代替“中国”或“祖国”就更加不妥，因为“中国”和“祖国”包含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不爱封建时代的政体，但封建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我们仍然是热爱的。所以我希望举国上下慎用“共和国”一词。也许我说晚了，约定俗成的语言惯性已经彻底强暴了“共和国”一词的外延和内涵。在我们这个人人怕提意见，大家都等着领导来解决一切的国度里，我也只好寄希望于哪位负责的“共和国领导”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组织专家研讨一下，不要再让那些追逐时髦语汇的人们顺口胡说下去了。特别是到了国庆大典上，千万不要喊什么“共和国万岁”否则就太让人遗憾，太让人笑话了。
（此文发表于《中华儿女》号外。）
人文学者的道义
20世纪90年代的前几年，泛起了一股讥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学科建设的“热炒”。这股“热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学术忧虑之外，包含着为数不少的“阴暗心理”。一是以此来掩饰198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度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将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20世纪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一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