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世界》
分类: txts3
不大的孩子，就好像我吃了剩下的柠檬卷就会变得强有力似的。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站在台阶上的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啊。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高高的危墙。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一个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望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便没有了欢笑。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神采奕奕地对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美好的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回原先那副硬脾气，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这样她就能以更好的形象出席我的葬礼，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情形。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摆出一副她称作“中国式表情”的苦瓜脸。“呸，瞧你这副中国式表情，”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谁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只得这样说。“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待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待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再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我：“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塞进塑料袋深处，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一样。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条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裙子（“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都收拾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开车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大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且，我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情绪高涨，这使得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站在台阶上的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啊。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高高的危墙。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一个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望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便没有了欢笑。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神采奕奕地对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美好的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回原先那副硬脾气，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这样她就能以更好的形象出席我的葬礼，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情形。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摆出一副她称作“中国式表情”的苦瓜脸。“呸，瞧你这副中国式表情，”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谁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只得这样说。“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待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待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再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我：“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塞进塑料袋深处，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一样。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条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裙子（“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都收拾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开车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大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且，我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情绪高涨，这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