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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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原来这才是根源。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毫无对方的音信。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3]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战俘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抱歉”，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
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好吧，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甚至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做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做出决定了。我死死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怎么办，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都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高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啊，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还真以为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嘛，”母亲回答，“我就和我自己说话，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5]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对家里的一切指手画脚——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原来这才是根源。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毫无对方的音信。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3]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战俘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抱歉”，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
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好吧，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甚至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做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做出决定了。我死死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怎么办，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都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高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啊，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还真以为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嘛，”母亲回答，“我就和我自己说话，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5]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对家里的一切指手画脚——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