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悼艾米丽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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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艺术性。
1931年,福克纳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这十三篇》,最早收录了《致悼艾米丽的玫瑰》《红叶》《夕阳》《干旱的九月》《卡尔卡索纳》等作品——它们已被公认是英文短篇小说宝库中的经典佳作。1950年,福克纳自选了四十二部短篇,结集出版为《福克纳短篇小说集》。此书于翌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布鲁姆《西方正典》的“附录:正典书目”中,《福克纳短篇小说集》也赫然名列其中。1979年,约瑟夫·布洛纳又编选出版了《福克纳未编短篇小说选》。这三大选集中的近百个故事基本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50年代也有两个短篇被翻译成中文,但是都没有引起国内读书、评论界的关注。直至1979年,《外国文艺》刊登了福克纳的三个短篇:《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本书译作《致悼艾米丽的玫瑰》)、《干旱的九月》《烧马棚》(本书译作《纵火案》),才开启了国内福克纳短篇小说译介的新纪元。此后三十多年来,大陆出现了多部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中译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斯通贝克选编的《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1985年)、陶洁选编的《福克纳短篇小说集》(2001年)、李文俊选编的《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福克纳》(2013年)。不过,后两个选本基本沿用了三十年前的旧译,很多经典篇目几无重译或新译。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时代的变迁、现代中文的发展、阅读语境的不同、文学理念与学术认知的变化,使得“经典重译”必不可少!经典名著每隔三四十年推出新译本,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而且在国外也比较通行。就福克纳而言,一百二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说中,被翻译成中文的仍然是少数。各个选本的篇目数从未超出二十,更不要说全集了。
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和上海雅众文化合作策划的“悦经典”系列译著之一,本书不可能、也无意搞一个大而全的选集。我们只选译了福克纳的十二个短篇,其中十篇为经典重译,最后两篇《幻恋症》与《雪》在国内尚属首译。福克纳的不少短篇小说都有不同的版本,本书主要以《福克纳短篇小说集》(1950年)、《福克纳未编短篇小说选》(1979年)中的原文作为翻译底本。
本书选定这十二个短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干旱的九月》《致悼艾米丽的玫瑰》《夕阳》《红叶》《纵火案》《曾经的女王》等经典是绝无可能遗漏的必选篇目,不同版本的福克纳短篇小说选集几乎都有收录。第二,福克纳的短篇与长篇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少短篇后来被改写、扩写并融入长篇中,但它们的文学价值绝不亚于那些带有后现代拼贴特点的长篇“母体”,而本书选译了《荒野老熊》《沃什的怒火》这两个短篇,意在突出它们独立自主、自成格局的短篇品性。第三,一些短篇不太为国内选家重视,却能充分反映福克纳短篇小说艺术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如《猎熊趣闻》《卡尔卡索纳》《幻恋症》《雪》等。


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说过,翻译作品都是“翻译家嚼过的馍”。实际上,译者是先把馍嚼碎了,然后又做了一个馍而已。也许,很多译者自以为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汁原味”,但此馍已非彼馍也。这一差异是信奉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人所着力强调的。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非本质主义认识论无可厚非,但是在翻译实践中,本质主义翻译观仍然是无法抛弃的。对译者或读者而言,原作总是先在地隐含了主旨、人物、情节、风格、隐喻、意象、象征、反讽等丰富的艺术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艺术作品的结构性特征,是特定文本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这些约定俗成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应该是翻译理念或翻译伦理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有鉴于此,本书对福克纳短篇小说的翻译,主要遵循当下国内翻译界的普遍做法,即严格对照福克纳的原文逐字逐句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准则是从不敢轻易放弃的,希望译出来的东西能经得起中英文双语对照。当然,译文是供中国读者来阅读的,“耐得住读”也是时时挂记在心上的不变准则。
一百多年前,翻译家严复曾发出过“译事难”的沉重感叹,大凡译者,莫不感同身受,而且各有各的难处。翻译福克纳,最难之处莫过于那些如幽灵般频现的繁复悠长的句式了。这些长句,乍一粗看,酷似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定睛细看,又如同难以破解的复杂密码,无情挑战着译者的中文能力与翻译理念。作为译者,是要根据“意群”将长句截断、分割成不同的短句,然后用清晰晓畅的中文转译和传达,还是甘冒被中文读者指责为“生硬”“翻译腔”“食洋不化”的风险,保留那繁复悠长、回环往复的文体特点?真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信”与“达”永远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冤家,即使是在译界公认的名家名译中,也不难发现顾此失彼的蛛丝马迹。
本书对几个短篇的译名作了变通处理,似有必要略作说明。A Rose for Emily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福克纳短篇了。大多译者将篇目译为“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但这个译名易被误解。这支“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