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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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还是天生就这么坏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说他们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强强这么回答的，我却希望你充满激情地回答：‘我这本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他差点儿毕生过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背着罪恶感的包袱。你说：‘倘若他没遇上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真的，会怎么样呢？不过，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说里，当一个人得以过上自己所能过的最美好的生活时，应感谢才是！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3]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
[1] 他对我是这么说的。然而他在《结尾的札记》中说那是与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却与梅瑞狄斯不相宜，因为多年来梅瑞狄斯是他的挚友。另外一些细节亦然。不过，当他写《结尾的札记》时，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实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剑桥时的同学，系克莱夫的原型。——译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著称于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爱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给他看。
[3] 原文为法语。
一
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一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1]，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肉体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3]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
[1] 他对我是这么说的。然而他在《结尾的札记》中说那是与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却与梅瑞狄斯不相宜，因为多年来梅瑞狄斯是他的挚友。另外一些细节亦然。不过，当他写《结尾的札记》时，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实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剑桥时的同学，系克莱夫的原型。——译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著称于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爱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给他看。
[3] 原文为法语。
一
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一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1]，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肉体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