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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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