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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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久久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但最后我既没有刮掉胡子,也没有剪短头发。我不住地想着躺在冰冷地下的肖恩,愁肠百结。我决定了,到我死的时候一定要火葬,我不要在地下受苦。
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那句遗言。警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的哥哥离开斯坦利酒店,驱车穿过埃斯蒂斯公园小镇,来到贝尔湖。他停下了警车,却没有熄灭引擎,而是让发动机继续突突地转了一会儿。他没有关暖风,等热气凝在挡风玻璃上,蒙上一层雾气后,他起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写下了那句话。他是反着写的,所以在车外就可以直接读出来。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父母、妻子和双胞胎兄弟——的遗言: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我无法理解。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他得出了某种令他绝望的结论,却从不跟我们探讨一下。他既没有伸手向我求助,也没有去找我们的父母,或者赖莉。是不是我们应当率先向他伸出双手,即便在我们不知晓他隐秘的创伤之前?我独行的这一路上,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他本就应该先向我们求助,他理当先做出尝试,因为他没有这么做,他剥夺了我们援救他的机会,令我们陷入痛苦与内疚的深渊无法自拔。我意识到我的悲恸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怨恨。我怨恨他,怨恨我的双胞胎哥哥,因为他居然这样对我。
但是对亡者怀恨在心太难了。我没办法一直生肖恩的气,而唯一能稍稍消减怒火的方法就是质疑警方的说辞。于是,我就陷入这种循环:否定,接受,愤怒;否定,接受,愤怒。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
在特柳赖德的最后一天,我给韦克斯勒打了个电话。我听得出来,他并不乐意接到我的电话。
“你们找到那个提供消息的线人了吗?跟肖恩在斯坦利见面的那个?”
“没有,杰克,没那个运气。我向你保证过,一旦这事有进展就一定会告诉你。”
“我记着呢,我只是还有些疑问。难道你就没有吗?”
“放手吧,杰克。让过去的就这么过去吧,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好过些。”
“特别调查组呢,他们怎么说?还是他们已经就这么放过去了?案子结了?”
“差不多吧。这星期我还没跟他们谈过。”
“那你为什么也还在查那个线人?”
“我有我的疑问,跟你一样,就是有些地方还没弄清楚。”
“你对肖恩的看法改变了?”
“不,我只是习惯把所有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我想知道他跟那个线人谈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是不是真的碰头了。你知道,洛夫顿一案还在侦办中。我倒是想把这个钉子案给破了,为了肖恩。”
我注意到他不再称呼肖恩为麦克。肖恩,已经不再是警察圈子的一员。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回到报社,重新开始工作。走进新闻编辑部时,我感到有好几道目光落在我身上,不过这没什么不寻常的。每次走进来时,总有那么几个人会打量我,我能感觉得到。我有一份编辑部里人人羡慕的好差事。没有每天的例行苦差,没有当日截稿时限的逼迫,我可以在整个落基山区自由自在地游荡,只用撰写一个主题:凶杀案。所有人都喜欢精彩的谋杀故事。有时,我把一桩枪击案拆解成几个专题,追述凶犯和受害者的生平,描述他们命运相交的致命一刻。有时,我又会写一桩发生在樱桃山上流社会的谋杀案,或者莱德维尔小镇的一起酒吧枪击案。贩夫走卒的案子,鸿儒雅士的案子;毛毛雨一样的小案子,骇人听闻的重大凶案,我哥哥是对的,只要写得好,报纸就会大卖特卖。而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就擅长从容不迫地讲故事,并且把它们讲得娓娓动听。
我办公桌上的电脑旁已经堆了一摞一英尺高的报纸,这是我写新闻报道的主要素材来源。我订阅了南到普韦布洛北至博兹曼的所有日报、周报和月刊,从中挑选出那些讲述凶杀案的有潜力的豆腐干新闻,然后把它们扩充为长篇纪实报道。可供选择的素材非常多:从淘金热时代起,落基山帝国就充斥着暴力事件,虽然跟洛杉矶、迈阿密和纽约这些城市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我从来不缺素材。我总能从这些犯罪活动或者调查报告中发掘出与众不同的东西,雕琢后便能为读者呈现令他们眼前一亮的惊叹,或者牵动人心的悲伤。这就是我的工作——开采这些原料。
但是这个早上,我寻找的不是报道素材。我在这一摞报纸中翻查往期的《落基山新闻》,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丹佛邮报》。报纸通常不怎么报道自杀事件,除非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哥哥的死亡是够格的,我觉得这事很有机会见报。
我猜对了。《落基山新闻》没有一篇关于肖恩的报道——估计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但在肖恩死后第二天,《丹佛邮报》在本地新闻版的某一版面尾端刊登了一篇六英寸长的报道。
丹佛警探死于国家公园
据官方消息称,本周四,丹佛警察局一名负责调查丹佛大学学生特丽萨·洛夫顿遇害案的资深警探被发现死于落基山国家公园,有明显饮弹自尽迹象。
肖恩·麦克沃伊,三十四岁,被人发现死于其驾驶的丹佛警察局未标识的警车内,该车停放于贝尔湖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埃斯蒂斯公园小镇通向落基山国家公园的入口附近。
发现这位警探尸体的是公园的一名巡守员。当天下午五点左右,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于是前往该停车场查看。
公园管理局的官员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