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蜘蛛巢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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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19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浪徒故事」（picaresque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战地钟声》（ForWhomtheBell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巴勃（IsaakEmmanuilovichBabel,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俄国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CaseofDr.JekyllandMr.Hyde）著称。
19.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19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
作者序（第三部分）
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casain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
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制服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19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浪徒故事」（picaresque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战地钟声》（ForWhomtheBell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巴勃（IsaakEmmanuilovichBabel,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俄国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CaseofDr.JekyllandMr.Hyde）著称。
19.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19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
作者序（第三部分）
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casain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
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