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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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华东师大中文系人人都是诗人和小说家，甚至想规划未来的文学蓝图。当时的文史楼有个通宵教室，105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满了人，写小说呢，为赋新辞强说愁。在这种气氛下，就是傻瓜也会写。”
对“对我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文学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
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这个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
“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生活着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一点五。”
那时李洱跟格非来往很多，格非比他高两届，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格非当指导老师的时候，还是助教，还没资格指导论文，是李洱逼着他当指导老师的。“我的论文写的是电影，安东尼奥尼啊，费里尼啊，伯格曼埃啊，教电影的老师不愿意带我玩，说你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毕业论文写完，李洱的论文被评了个“优”。结果那一次，得“优”的学生太多了。教导处说，要去掉一个。格非只好来找李洱，说：“我只是个助教，就把你的‘优’去掉吧。”李洱一听就急了，你不给我“优”就罢了，哪有得了“优”又去掉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说，亦师亦友的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作品，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一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一句话是那么写的，托尔斯泰写到‘肾走游’的时候，是这么写的。格非好像摸了一下自己的肾。我有个中篇，所谓的成名作，叫《导师死了》。写好了给他看，其中有一句诗，用了一个词叫‘亮堂’。格非说，但是，要是换成‘敞亮’可能更好一点。”
早年的时光，确实令人难忘。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格非自降身份，说自己只是一字之师。”
当时大众传媒、各路书商尚未风起云涌，文学杂志成为成名的唯一道路。《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一百五十万份的纪录。“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明显感受到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它们要很多年之后，通过商业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记得一次王蒙的新书征订，共订了三十七本。当时余华的小说一本也不过卖一千册，直到张艺谋拍了《活着》。大众传媒使纯文学书销量大幅增加。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3）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他一概不参与。
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李洱思考了七八年时间，又花了三年时间写作，2001年，完成长篇小说《花腔》。《花腔》获得了2002年度“二十一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图书奖”。朴宰雨说：“《花腔》完全区别于此前公式化脸谱化作品，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收获。”
德文翻译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她愿意自己付版税给李洱，买下德文版权。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这时，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DTV出版社出版。DTV出版社又称“口袋书出版社”，是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至今，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卖出了一万本。
德国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请了曾在法斯宾德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做德文朗读。在所有李洱认为中国读者会笑、会有表情的地方，德国人都有对应表情。“那天下着雨，各地来了很多学者、教授，他们全都看完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讨论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哑了。”
会后又举行了签名售书，现场卖了两百多本。两个月里，首印的四千册全部卖完，后来又加印了四次。因为这本书，据说李洱已经为德国驻华大使馆内上至大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所熟悉。李洱不知道这本书为何如此受欢迎，他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有人调侃说，《石榴树上结樱桃》里写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至于为什么题材从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农民，有人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其实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还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于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颠倒话
吴虹飞：即便是写农村题材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些狡黠的知识分子。在《石榴树上结樱桃》里，你写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挺好笑的，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物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大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当然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
对“对我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文学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
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这个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
“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生活着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一点五。”
那时李洱跟格非来往很多，格非比他高两届，也是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格非当指导老师的时候，还是助教，还没资格指导论文，是李洱逼着他当指导老师的。“我的论文写的是电影，安东尼奥尼啊，费里尼啊，伯格曼埃啊，教电影的老师不愿意带我玩，说你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毕业论文写完，李洱的论文被评了个“优”。结果那一次，得“优”的学生太多了。教导处说，要去掉一个。格非只好来找李洱，说：“我只是个助教，就把你的‘优’去掉吧。”李洱一听就急了，你不给我“优”就罢了，哪有得了“优”又去掉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说，亦师亦友的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作品，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一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一句话是那么写的，托尔斯泰写到‘肾走游’的时候，是这么写的。格非好像摸了一下自己的肾。我有个中篇，所谓的成名作，叫《导师死了》。写好了给他看，其中有一句诗，用了一个词叫‘亮堂’。格非说，但是，要是换成‘敞亮’可能更好一点。”
早年的时光，确实令人难忘。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格非自降身份，说自己只是一字之师。”
当时大众传媒、各路书商尚未风起云涌，文学杂志成为成名的唯一道路。《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一百五十万份的纪录。“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明显感受到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它们要很多年之后，通过商业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记得一次王蒙的新书征订，共订了三十七本。当时余华的小说一本也不过卖一千册，直到张艺谋拍了《活着》。大众传媒使纯文学书销量大幅增加。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3）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他一概不参与。
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李洱思考了七八年时间，又花了三年时间写作，2001年，完成长篇小说《花腔》。《花腔》获得了2002年度“二十一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图书奖”。朴宰雨说：“《花腔》完全区别于此前公式化脸谱化作品，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收获。”
德文翻译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她愿意自己付版税给李洱，买下德文版权。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这时，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DTV出版社出版。DTV出版社又称“口袋书出版社”，是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至今，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卖出了一万本。
德国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请了曾在法斯宾德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做德文朗读。在所有李洱认为中国读者会笑、会有表情的地方，德国人都有对应表情。“那天下着雨，各地来了很多学者、教授，他们全都看完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讨论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哑了。”
会后又举行了签名售书，现场卖了两百多本。两个月里，首印的四千册全部卖完，后来又加印了四次。因为这本书，据说李洱已经为德国驻华大使馆内上至大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所熟悉。李洱不知道这本书为何如此受欢迎，他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有人调侃说，《石榴树上结樱桃》里写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至于为什么题材从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农民，有人说，知识分子和农民其实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还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于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颠倒话
吴虹飞：即便是写农村题材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些狡黠的知识分子。在《石榴树上结樱桃》里，你写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挺好笑的，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物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大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当然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