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

顾彬先生比较早地能够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完整的访谈。奇怪得很，后来我与顾彬先生提到此事时，顾彬先生否认他接受过作家邱华栋的访谈，并且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名叫邱华栋。邱华栋先生跟他做访谈时还是《青年文学》的主编，为了能够引起顾彬先生的记忆，我提到了这一点。但顾彬先生还是想不起来，也想不起来中国有一份刊物叫《青年文学》。好了，既然说开了，我就不妨顺便再提一件小事。去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参加那个会议之前，我刚去了一次韩国，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恕我在此不提及这位韩国教授的名字）的办公室，那位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鲁迅的著名教授对我说，顾彬先生前段时间来这里的时候，他跟顾彬先生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发生过争执，因为他实在无法认同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盘否定。后来，我与顾彬先生见面的时候，顺便问他在韩国讲学的情况，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他从来没有去过韩国。于是我提到了那位教授跟他见面的事，意在提醒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韩国之行。顾彬先生非常认真地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当时在场的梁秉钧先生只好提醒他，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他们三个人还在一起喝酒，聊得很好。但顾彬先生还是认定，他不认识那位教授。如果你知道顾彬先生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兼职教授，而且顾彬先生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与那位教授有某种关系，你就知道顾彬先生的记忆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就在三个月前，韩国的那位教授作为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应邀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跟那位教授见了一面，那位教授告诉我，顾彬先生最近又去了一次韩国，他跟顾彬先生又争论起来了，但争论归争论，他跟顾彬先生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如何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足，中国的批评家、文学史家、读者和作家，以及海外的汉学家、海外的读者和海外的作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顾彬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中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以及德国的汉学家、德国的学者，也会有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很多参与了对顾彬先生的言论的讨论的中国批评家——哦，这个句子真是拗口，但为了准确，我还是这么说吧——好像还很少提到过德国的学术界对顾彬先生的成就的评价。顾彬先生翻译了很多中国小说，对他的翻译水平和成就，我们其实也不妨听听德国读者和德国批评家和德国作家的看法。我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知道目前围绕着某些问题的讨论，是在怎样的一个层次上进行的。我想，有些争论是有意义的，有些争论是无意义的，至少是意义不大的，至少是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精力、版面和网络空间去争论的。我本人无意于搅入这些争论。我当时在会场上说出那番话，也只是想善意地提醒朋友们，对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不妨少去争论。现在我写出这篇短文，当然更不是为了争论。这里不涉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评价问题，不涉及对于个人动机的“推断”和“猜测”。我依然对顾彬先生表示尊重，他把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小说翻译成德文，在我看来是功德无量。我还需要说明，因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更尖锐的事实我没有说出来。我之所以没说，是因为我不想对人造成伤害：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说者还是被说者，他的言论都有必要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都有必要恪守话语的边界。对此，我与赵勇教授在电话里已经进行了私下的沟通和说明，对涉及限度和边界的内容我在此不愿提及。再重复一遍，在这里我只是想对赵勇教授在文章中涉及我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有限制的回应和说明。赵勇教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德国人做事本来就严谨，顾彬又是一位很较真的倔巴老头儿，不读作品他敢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二十世纪末吗？由此我便想到，或许李洱和一些评论家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了这些却又把顾彬的酒后之言（或许还是义愤、反讽、夸张之辞）拿出来示众，大概这就叫别有用心吧。”顾彬先生作为一个“德国人”，他肯定有他的“严谨”之处。我当然知道，很多德国人都非常严谨，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德国人都非常严谨。不过，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中国人，也可能是一个严谨的人。至于我是不是像赵勇教授所怀疑的那样“别有用心”，我想看过了这篇短文，人们或许已有自己的判断。我最后要说的是，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提到了一些人和事，如果有些朋友因为我的这篇短文，心情受到了干扰，我在此深表歉意，并恭请谅解。
2010年4月7日　北京

附录： 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
赵勇
今年年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家李洱在发言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他说：“顾彬最近几年猛批中国当代文学，但顾彬基本上没读过当代小说。有一次开会我与顾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顾彬说：他现在很忙，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如果再读当代那些烂小说的话，一天就只能睡一个小时了。我问：你说当代小说很差，那你认为莫言的哪些小说是很差的，哪些小说比较差，哪些小说不太差？顾彬回答说：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