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

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三七〕，于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写道：“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这是他由衷的自白。纪昀在他手批的黄叔琳节钞本一再指出：“此自圣贤道理。然出自黄门口，则另有别肠――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此所谓貌似而神离。”〔三八〕“极好家训，只末句一个费字，便差了路头。杨子曰：‘言，心声也。’盖此公见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三九〕“老世故语，隔纸扪之，亦知为颜黄门语。”〔四０〕纪氏这些假道学的庸言，却深深击中了这位真杂学〔四一〕的要害。当日者，颜氏飘泊西南，间关陕、洛，可谓“仕宦不止车生耳”〔四二〕了。他为时势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四三〕。梁武帝萧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练〔四四〕，后又舍身同泰；颜氏亦向风慕义，直至归心。梁元帝萧绎崇玄，“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四五〕；颜氏虽自称“亦所不好”，然亦“颇预末筵，亲承音旨”〔四六〕。当日者，梁武之饿死台城，梁元之身为俘虏，玄、释二教作为致败之一端，都为颜氏所闻所见，他却无动于中，执迷不悟，这难道不是像他所讽刺的“眼不能见其睫”〔四七〕吗？他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四八〕之际，又想成为“专儒”〔四九〕，又要“求诸内典”〔五０〕。当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写道：“世间果报，不可不信。”〔五一〕王褒着幼训写道：“释氏之义，见苦断身，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数等差，而义归汲引。”〔五二〕因果报应之说，风靡一时，于是颜之推也推波助澜地倡言：“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五三〕又劝诱他的子弟：“汝曹若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身难得，勿虚过也。”〔五四〕他这一席话，难道仅仅是在向他的子弟“劝诱归心”〔五五〕而已吗？不是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场”〔五六〕。何孟春就曾经指出：“是虽一家之云，而岂私焉为其子孙计哉？”〔五七〕
颜氏此书，虽然乍玄乍释，时而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六一〕，时而说“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六二〕，而其“留此二十篇”〔六三〕之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六四〕。这是古代时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训家的唯一主题。
此书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那时，河北、江南，风俗各别，豪门庶族，好尚不同。颜氏对于佛教之流行，玄风之复扇〔六六〕，鲜卑语之传播〔六七〕，俗文字之盛兴〔六八〕，都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至如梁元帝之“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六九〕，使宝贵的文化遗产，蒙受历史上最大的一厄〔七０〕；以及“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动女谒”〔七一〕；以及当时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七二〕”以及俗儒之迂腐，至于“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七三〕”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文献，提供我们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外此其余，颜氏对于研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此书对于研究南北诸史，可供参考。颜氏作品，除观我生赋自注外，像风操篇所言“梁武帝问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这个人就是夏侯〔七四〕；勉学篇所言“江南有一权贵”，以羊肉为蹲鸱，这个人就是王翼〔七五〕；文学篇言“罩萦幸皇孔澹好为可笑诗赋”，这个人就是姜质〔七六〕；省事篇所言“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这两个人就是祖E、徐之才〔七七〕。这些，都可以补证南北诸史。教子篇所说的高俨〔七八〕，兄弟篇所说的刘〔七九〕，治家篇所说的房文烈〔八０〕和江禄〔八一〕，风操篇所说的裴之礼〔八二〕，勉学篇所说的田鹏鸾〔八三〕和李恕，〔八四〕文章篇所说的刘逖〔八五〕，名实篇所说的韩晋明〔八六〕，归心篇所说的王克〔八七〕，杂艺篇所说的武烈太子萧方等〔八八〕：这些，都可与南北诸史参证。而风操篇所说的臧逢世〔八九〕，慕贤篇所说的丁觇，涉务篇所说的“梁世士大夫不能